弯弯的月亮,照亮这场病有多荒诞

作者:王五四  2026-09-30

 

近几年我一直在学着看淡生死,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虽然早到了英年早逝的年纪,但身边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亲朋,“我们该如何告别呢?像过去见面那样”。

这些年去世的名人很多,只有刘欢老师的离开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或许是他身上集中了太多个人记忆、时代记忆,他的歌不是听过那么简单,而是长在生活里,有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初代热播电视剧、春晚、奥运、毕业季、下岗、团圆……,每一个人生的重要节点,都有他的作品作为主题曲或者背景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罕见的“公共重量”,而且是那种不令人讨厌的大国叙事风格。他既能唱《好汉歌》那种江湖侠气,也能唱《弯弯的月亮》的温柔抒情,还能在鸟巢唱《我和你》那种世界级的宏大叙事,一个人同时是豪迈的、抒情的、庄严的、日常的,而且没有任何表演痕迹。

在《马大帅》里,范德彪哥有一句口头禅,“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 ,从头再来。”《漫长的季节》里桦钢厂长在宣布下岗名单时也讲了这句话,这是央视当年为鼓励东北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鼓起勇气再就业而拍的公益歌曲广告《从头再来》,刘欢老师唱的很感人,但恐怕东北下岗工人听了只会骂娘,毕竟文艺是文艺,现实是现实,为了生存下去,别说维多利亚了,路边的小店下岗女工也要含泪走进去,这是我们如今谈论“东北人”和“东北人的性格”时,不应该忽略的时代创伤。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那时那刻,全国人民都被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了,只有东北地区对它嗤之以鼻,那几百上千万的下岗工人心里明白从头再来有多难。没人要跟一首歌曲较劲,歌再好听,再恰逢其时,再唯美大气,再情感共鸣,再能抒发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也得配合着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只谈思想境界,不聊温饱问题,是很容易饿肚子的。只是这事,我认为跟演唱者刘欢关系不大,可以讨论,没必要给他上纲上线,需要上纲上线的其他人,很多。

这次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临时加了首《弯弯的月亮》缅怀刘欢,我觉得挺温馨的,挺好汉歌的,而被举报后成都文旅的处理方式也挺刚直不阿的,谁说成都只有电线杆子和筷子是直的,成都文旅也挺直。成都的男孩们应该雄起,挺身而出捍卫这首自己的主题曲《弯弯的月亮》,否则下次你们就只能听到《直直的日》了。

对于举报那英临时加唱《弯弯的月亮》这事,很多人是愤怒的,不解的,这又刷新了他们的下限认知,但有时候也怪不了举报的人,是你的下限太容易被刷新了,而且你只怪举报的人,这本身也很怪,他只是利用规则举报了,而规则制定者,规则出炉的时候,其他人被规则处罚时,咱不也都默认了吗?谁也别怪谁了,弄得好像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黑白分明似的,都默默的吧,对于那些人,我也释怀了,不骂了,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坑,同一个粪坑,相煎何太急。

回首这些年的脏事和烂人,该如何评价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历史时刻可以参照,它先是坏,再是烂,最后还臭了,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腐败感。坏,还是有规则有边界的,坏人也是盗亦有道,而且社会有处理方式和解决办法。而烂,则是冲破了这个规则和边界感,有种让人避之不及的压迫感,甚至开始对未来失去希望,但及时清理,尚能保住晚节但已经保不住命了。到了臭这个地步,那则是丧失了上限和下限,人们早就不知希望是何物了,只有希望工程在招摇撞骗,很多时候人们退无可退,也不想退了,怕到极限也不再害怕了,大多时候是等死的心态,偶尔又想着跟生活干那么一下子,但往往又拔剑四顾心茫然。

总结一下就是,人们的日子,从“明显违法”转向了“规则、情绪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之争”,而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手在操纵。最初的坏,是坏人做坏事,比如诈骗、暴力、贪腐、明显侵害他人权益。这类问题相对清楚:谁错了、错在哪、该不该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判断成本比较低。后来变成了烂,很多行为不一定违法,但让人不舒服,感觉恶心,政治绑架、道德绑架、故意挑事、用举报或舆论施压……,它们未必触犯法律,但却利用法外之法施加压力,很多时候比法律还管用还高效。到现在,变成臭了,你也可以美化一下叫荒诞,很多事情不但合情合理,也合法,但它就是不让你出现,而且你还没法讲道理,更没法讲法。一个本来属于人情、艺术、日常互动的行为,却被硬生生塞进最硬的规则框架里接受审判。

现在的法律执行起来有个特点,越是庄严肃穆重中之重的,好像越没啥存在感,反而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经常被人拿来扯虎皮做大旗,法无大小之分,但现实生活里不仅分了大小,还分了内外和高下。很多规则被异化得严重,现在一张截图、一段视频、一句质疑,就可能把一件原本不起眼的私事举报成极端公共事件。“打小报告”这么一件当年被人鄙夷的事情,现在却大行其道,举报制度早就有之,但从未像现在这么如此厚颜无耻,这种风气的助长,跟腾讯和新浪平台方的暗箱操作以及有关部门的胡作非为和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一些规则如果只强调“有没有程序瑕疵”,不看动机、场景、后果,就会从“维护秩序”滑向“找茬式合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部分公众的言行只会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就会形成让一部分公众先极端起来,先极端的带动后极端的局面。法律法规一旦被政治绑架也就很容易被公众情绪绑架,公共事件就更容易荒诞化。

你以为荒诞之后就完了吗?荒诞是戏剧性的,现代性的,还有更原始的叫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本来只是浙江德清修桥、石匠贴名这类小事,后来被不断放大成“妖术盗魂”“剪辫谋反”,最后演变成半个中国都在抓乞丐、游僧、和尚的全国性清剿。它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古人迷信”,而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指控,为什么能迅速变成人人可用的武器?《叫魂》里有个关键判断:在权力稀缺的社会里,指控别人“叫魂”,成了普通人突然可得的权力,就像如今的举报。当年有人借“叫魂”清算宿怨、吓唬陌生人、替自己出气;捕役、胥吏也可能借机勒索、栽赃、立功。放到今天,举报、投诉、截图、带节奏,也常常不只是“维护规则”,而是普通人获得道德优势、舆论审判权、程序杀伤力的一种方式。

“叫魂”案之所以扩散,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真相信妖术,而是因为恐惧、怀疑和程序压力叠加在一起。皇帝担心统治合法性,把民间事件政治化;官僚怕担责,要么瞒报,要么过度执行;民众把焦虑投射到边缘人身上;信息在层层传递中被不断放大。今天也一样,一个即兴演唱片段,未必真构成“变更节目”,未必真有所谓的意识形态问题,但一旦被放进“报批”“合规”“举报”“处罚”的框架里,就会自动获得严肃性。哪怕最后结论是“不处罚”,过程中的围观、审判、施压和伤害已经完成。荒诞感就来自这里:手段是合规的,情绪是真实的,但对象常常是错位的。

所以,与其说社会越来越荒诞,不如说社会基层治理越来越无能和无效,差生文具多,社会管理细则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件件乱套,一开始人们还愿意讲常识,而当正常人都缄默不言,道路以目,荒诞不经的事自然就会层出不穷,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自然就横行乡里,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听一下东北跳大神神曲和看一集《马大帅》,这是中国东北乡村对付荒诞现代社会的一种传统农业办法,既然正经话说不通,那就给你来个满满萨满祭祀二人转风味的民间说唱,“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大神请神、二神帮腔,鼓声一响,狐黄白柳全来了。 但萧红写得很毒:大神一边说病人今夜必死,一边把祭品鸡拿回家煮了吃,红布染了做裤子穿。 它从来不是纯粹的神圣仪式,而是神圣、恐吓、表演、生计、围观和情绪宣泄混在一起的东西,活像这个时代。

其实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事情可能没那么严重,而是怕不处理会被追责,于是程序被启动,事件被升级,边界感消失了。这或许就是孔飞力分析的,上层用非常规政治压力打破行政惰性,基层用程序化执行自保,而我们,夹在中间,正常生活就被碾碎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正经规则一旦被滥用,直接反驳成本很高,但神调一唱,“文王鼓,武王鞭,小小鼓边一尺三,脚踩地,头顶天,恭请身后众位仙。”所有上纲上线的事,突然就变成舞台戏,这同时也给无力感一个出口,很多人面对举报、带节奏、规则武器化时,最难受的不是损失,而是“我明明没做错,却要被拖进一个荒唐程序里自证清白”。神调式的表达正好接住这种情绪:既然你们要装神弄鬼,那我就请狐黄白柳来审判你。

所以,那些总说我只指出问题,从不给解决方案的人,现在给你们解决方案了,唱神调,跳大神,把“叫魂”反写成“跳神”,叫魂是把恐惧投向弱者,跳大神是把恐惧编成段子撒向人间都是爱,二手玫瑰那首《跳大神》就是典型,把民俗、摇滚、讽刺搅在一起,唱的是“东楼望西楼,贫穷望着富有”,最后落在“勇敢地歌唱”。

但神调也有边界,神调能泄愤、能讽刺、能让人在荒诞里喘口气,却不能替代制度修复。该追责的还得追责,该明确规则边界的还得明确,否则它只会变成另一种围观:大家笑着看完,第二天照样被同一套机制碾过去。所以更准确地说:神调治不了病,但能让人看清这场病有多荒诞。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社会,像一个荒诞的村庄,还重复着过去的神调。

爱在商K午夜降临时

 作者:王五四  2026-09-23  

 

杭州商K落幕,几个朋友说,先生还是写点什么吧。其实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写过了,沉重悼念过了。杭州九月的风,本该是热的,但此刻吹在浙江商K人的脸上,却冷得像刀,无情的像刚拿过小费的小妹……(原文:《商K当自强》,请点击链接)

一定要把咱们的猪养好

作者:王五四  2026-09-21

 

老王说,你给“一食谈”写篇稿子吧,温情点,要中秋了。我写时评和石评还行,写食评还要温情,那就是让张飞绣花、李逵裱画了。

我只好借助千问,跟它动情地诉说了儿时最美好的味道记忆莫过于我爸炖的猪肉,它就给了我一句话,“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猪肉本身,是那个猪还活得像一头猪的年代。”

我以前说过,猪对人类最大的报复就是让自己的肉变得不好吃,猪不会说话,但它把一生的酸楚苦涩都腌进了肉里。千问还是有点东西的。

我老家是山东蓬莱的,海边小城,海产丰富,特别是小时候,既丰富又便宜,但那时候我们最爱吃的是猪肉。现在钟爱海鲜鄙夷猪肉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贫困年月里我们的父辈和他们的父辈,为了吃上一口猪肉,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一斤多的梭子蟹那么大,野生海捕大对虾那么大,成堆成堆的皮皮虾那么大,那时候的很多海鲜是用来喂猪喂鸡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说,他去帮海边的渔民家修猪圈,喂猪用的都是对虾海鱼。这种表述当然不够严谨,不过足以说明当年猪肉的重要性。动物油脂特别是猪肉的脂肪,对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慰藉,至今依然超越海鲜,只是现在的猪肉的确越来越不好吃了,不好吃到米其林指南也让爱吃猪肉的人找不到北。

日子困难的时候,杀猪的,卖猪肉的,都是基层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买肉时你陪着笑脸,切肉时刀锋一偏,多给你来点肥的,那是对未来几天优质生活的保障。在北方农村很少见到宰牛杀驴的,偶尔遇见也是氛围极其伤感,杀猪就不一样了,它是童年开始就有的欢乐氛围,所谓的欢乐,当然只跟吃的有关,而且是立马就能吃到的,就在杀猪的隔壁,支一口大铁锅烧到八十度左右,刚凝固的猪血划成块倒进去……热气腾腾的猪血盛出来,口感滑嫩脆弹又有点老豆腐的坚挺劲道,蘸上点蒜泥,那美好的滋味,只可眼神交流意会,不可嘴对嘴言传了。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养猪是件大事,那时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养猪运动,知识分子不会养猪,但也要用自己的专业积极为养猪鼓与呼。早年我买过一本《养猪印谱》,该印谱由海上印坛“三驾马车”——方去疾、吴朴堂、单孝天巅峰时期治印,是“三驾马车”为咱们养猪事业的鼓与呼。那双曾用来刻“总统府印”的手,如今用来刻各种养猪口号和民间谚语,也是很当代艺术的。“人懒猪不胖”“开展母猪全留全配满怀高产全活竞赛”“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

苏东坡爱吃猪肉,苏东坡的厨艺也很好,他生活困顿时买不起昂贵的羊肉,只能买没人要的羊脊骨来吃,他研究出了一套独特的“烤羊蝎子”方法,吃起来像吃螃蟹一样鲜美,但“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意思是如果我这种吃法流行开来,狗就要不高兴了,因为骨头上的肉都被人啃得干干净净,狗就没得吃了。能让众狗不悦的苏东坡恐怕也很难把现在的猪肉做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妙厨难做无味之肉,如果苏东坡能把无味的猪做得好吃,那恐怕就要让众猪不悦了。

吃猪肉好像并不是一件雅事,苏东坡写过,“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写出了他对吃猪肉的态度,我吃我的,腹满心惬,我高兴就好,对外界褒贬尽可置之度外,这是他的“心安”。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苏东坡的另外一篇文章《记游松风亭》,“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这话的意思是登山累了随时随处可以歇脚,不一定非要登上山顶,也是让我们打破那种必须到达某处或者达成某个目标才能如何的执念。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宁和解脱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心的放下。这也很符合他写过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现在有很多美食家,我也偶尔被人称为美食家,我是很羞愧难当的,在苏东坡面前,我们大概只是饭桶。美食家不仅仅是会吃、懂吃,还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那就是身心的自由,如苏东坡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超然物外的豁达心态,只有有了这种自由,才能感受到另外一种自由的美好,不受外物所扰,感受食物本身传递出来的终极美好,它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也是心灵上的共鸣。

蔡澜谈香港的美食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香港的寿司店比日本的还要好,因为日本人一周进两次货,香港人可以进六次货,香港人特别肯花钱。有人说,我们上海有钱,我们追得上。蔡澜说,你们不能,因为你们没有自由进口,一切美好,与自由有关。陈晓卿说“最好吃的是人”,我想应该是有人情味的人,没有猪味的猪不好吃,没有人味的人更难吃,这需要人的心灵自由,才能体会得到,就像那只猪,在风里奔跑,比在谁胃里自由,美好,也美味。

陆文夫先生在他的小说《美食家》中有一句点睛之语:“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这不是一句美食评论,而是美食指南,也是人生指南,它关于美好和希望,也关于人性与自由。古龙说,“如果生命无味,毋宁死。”生命如何才能有味,就像猪如何才能有猪味,答案就在古龙的作品里,活成闪逝于边城凛冽的刀,活成吟咏于天涯寂寥的诗,活成瘦马关山道的西风,活成晚来天欲雪的烈酒。活成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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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食治愈一万次》

一食谈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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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技师

作者:王五四  2026-09-15

 

最近的世道有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风雨飘摇感,9月14日,中国酒业协会宣布取消大师称号,在此之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中国烹饪协会等也宣布取消之前颁布的大师称号,再加上这阵子全国各地的商K纷纷关门歇业,一时间有种“风雨无情摧大师,松柏有泪哭商K”的悲怆感。大师们倒是不愁吃穿,可怜的是商K的姑娘们,先失足再失业,有些只好去参加世界小姐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并取得了优良成绩。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师可以是大师,也可以是技师。大师负责仰望星空,技师负责脚踏实地,大师决定了人类文明能飞多高,而技师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基石有多稳。只要是对人民群众生活有益的都可以称之为师,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在我看来,既然要关闭商K,让里面的技师姐们流离失所,那就不能仅仅取消这些协会颁发的大师称号,而是连这些协会一并取缔,天下苦协会久矣。

在传统的社会认知中,带有“中国”“全国”字样的协会,往往有一定的权力属性和公共信用的让渡。不少协会将这种公共信用私有化,商业化,而且是强制性的。比如批量制造大师,大师成为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当企业和个人可以花钱买到注水的大师头衔,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价值体系彻底崩塌。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曾一次性设立89名副会长,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更是选出100名副会长。这种“头衔通胀”不仅让职务本身失去了含金量,更让协会沦为了利益交换的俱乐部。中国各种协会的乱象,是权力、资本与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们将本该服务于行业的“公器”,异化成了谋取私利的“私器”,最后成为祸害行业的根源。

我的三分熟人高晓松曾说,“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应该拥有国之重器、胸怀天下的远大理想,而不仅仅是去谋求一个职业。否则,我们清华和蓝翔技校还有什么区别?” 蓝翔技校的校长荣兰祥曾说,“咱们蓝翔技校就是实打实地学本领,咱们不玩虚的,你学挖掘机就把地挖好,你学厨师就把菜做好,你学裁缝就把衣服做好。咱们蓝翔如果不踏踏实实学本事,那我们跟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两位老师说得都没毛病,分工不同,大家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互相协同,这样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足道也是道,手法也是法,技师也是大师,大师也爱技师。大师是文明长河的拐点,负责突破边界、开辟新局,技师是文明长河的堤岸,是基石,是大师的底限。大师是人类文明的太阳,指引方向,技师是人类文明的河床,承载流传,技师需要大师的日,大师需要技师的床。对于当下的社会而言,我们不仅需要仰望星空的大师,更需要脚踏实地、能将“中国制造”打磨成“中国质造”的千万技师。

我的好大哥闫秘书长在东莞姐妹们落难时曾为她们鼓与呼,“人民不需要大师,需要技师”,不过没有大师,谁来消费技师,二者缺一不可。

古往今来,能将大师和技师集于一身的人,我认为只有李师师一人。李师师的第一个“师”,是“大师”的师,在宋朝那个重文轻武、士大夫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她早已超越了普通妓女的身份,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宋徽宗作为顶级艺术家皇帝,频繁微服私访,这种帝王师的背书,叫她一句大师,并不为过。更何况还有周邦彦、张先等文坛巨匠为她填词谱曲,在他们笔下,她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才子佳人”叙事中的完美载体。

李师师的第二个“师”,是“技师”的师。剥开“大师”的华丽外衣,李师师的底色依然是“技师”的师。她首先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技师”。史书记载她“色艺双绝”,这里的“艺”是实打实的硬功夫——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每一项都需要经年累月的枯燥训练。作为高级妓女,她的核心业务是提供顶级的“情绪价值”。她需要精准捕捉宋徽宗这样顶级艺术家的心理需求,在恰当的时机接话、唱曲、甚至沉默。这种对人性幽微处的洞察与应对,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阶的“技术服务”。如果没有这些扎实的“技师”功底作为地基,她根本无法接住宋徽宗和周邦彦抛来的“文化绣球”。“大师”的光环是别人给的,但“技师”的本事是自己练的。

而李师师的结局,恰恰印证了我们之前聊到的“大师与技师”的命题。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徽宗被金人掳走,李师师依附于皇权与文人圈的“大师”光环瞬间崩塌。但作为“技师”的李师师,她的技艺本身并没有消失。即便流落民间,她依然可以凭一身本事谋生。历史记载她晚年“流落湖湘间”,虽境遇凄凉,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技艺,是她唯一能带走的“资产”。所以,李师师的一生,就是一部“技师”被包装成“大师”,最终又回归“技师”本质的历史寓言。在此,我也想跟那些被取消大师头衔的人说,头衔可以被撤销,光环可以被剥离,但真正的手艺,永远是你最硬的底牌,大师当自强,技师永不倒。

我认为所谓的“大师乱象”,问题并没有出在大师本身,根源还是在于协会,协会得不到约束,所以才乱象丛生,大师丛生。协会当初收编了大师,靠大师指引带动了行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等等,现在又对大师始乱终弃,让大师为乱象背锅。这也有点像当年的李师师的遭遇。

当年文学大师周邦彦私会技师李师师,恰逢宋徽宗微服私访,周邦彦只能仓皇躲入床下。他躲在暗处,将皇帝与技师的私密互动听得一清二楚,事后还将其填成了词,什么破新橙,焚兽香,坐吹笙,时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行人稀少。后来宋徽宗听到了这首词,十分震怒,在皇帝眼里,哪有什么文学大师,都是文学技师,于是把周邦彦逐出帝都。不过文学技师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才华写了首凄美的《兰陵王》跟李技师合作,打动了帝王,周邦彦被赦免并召回,还当上了大晟府提举,也就是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从技师真正成为了权力认可的大师。

周邦彦执掌大晟府,表面上是他个人仕途的升迁,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对民间文化符号的制度性收编,它将周技师和李技师这类游离于体制外的野生大师,彻底改造为服务于皇权审美并为其提供服务的官方认证大师。也是变相维稳,李技师原本演唱的可能是带有市井烟火气的曲子,但在大晟府的规范下,她必须演唱符合“富艳精工”标准的“大晟词”,才能进入主流视野。

周大师当了院长以后,最核心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极其精密、严苛的词乐格律体系。他自创了新的词牌,讲究章法结构,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极高,这种技术上的高门槛,实际上是一种筛选机制,这种筛选机制是表面的,留给权力暗箱操作的空间也很大,但这种表面性的选拔机制,对民间的技师有很强的约束力和管控力,让他们从“随性而歌”到“格律森严”,是一种从身体到思想上的统治。看似上升通道,实则是管控体系。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刘翔跟上海体育局关于安置问题引发关注的时候,有个叫张国伟的退役田径运动员站出来指责刘翔断了穷孩子的上升路径。他所谓的上升路径无非就是通过体育选拔和取得优异成绩出人头地,这挺可笑的,冠军只有一个,而且必须是世界性的重要赛事冠军,在我们这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哪怕你是全运会的冠军,都未必有出路,这叫什么上升路径。我查了下张国伟的比赛成绩,没啥能让他出人头地的,而且早在2019年,国家田径管理中心就出过正式处罚文件:张国伟两次编造理由,私自离开集训基地外出参加商业活动,严重违反国家队备战规定,扰乱队伍管理,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说的别断了穷孩子的上升路径,挺傻挺无知的。

跟现在的体育管理一样,周邦彦执掌大晟府,实际上是为宋朝建立了一套国家协会标准,这套标准通过审美立法、技术壁垒、身份转正,将技师们这类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野生大师,成功改造为服务于皇权审美的御用大师,就像周邦彦,《少年游》是祸端,将文学大师打成技师,《兰陵王》是转机,把技师扶正为大师,这个过程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大师”光环下的真相:权力。它证明了,不论是李大师还是周大师,都是权力的赏赐,也是权力的玩物。只有当大师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时,你才是真正的“大师”。

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并非是对“大师”的否定,而是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祛魅”与“务实”转向,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大师遥不可及,但技师就在身边,一个手法老道的按摩师,一个能精准诊断故障的汽车技师、一个能做出美味可口饭菜的厨师,一个为弟弟攒学费为爸爸攒医药费的音乐老师……,他们才是直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人。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取消称号只是第一步,只要“大师溢价”的暴利空间还在,行业协会缺乏自律和有效监管,就一定会有人试图“换壳”继续生产各类头衔,比如“大师”改成“非遗传承人”“雷布斯”“民族企业家”等更隐蔽的头衔,大师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吾爱大师,吾更爱技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谈谈摸屁股

作者:王五四  2026年9月10日

 

今天是教师节,大家纷纷在朋友圈感谢自己的老师,还好大部分人都没有提老师的名字,他们一定记得菩提祖师训诫孙悟空的话,以后闯祸了,千万别提师傅的名号。

菩提祖师对悟空说这话时,蕴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祖师知道孙悟空是个惹祸精,以后闯荡江湖难免要得罪一些非富即贵非神即仙的势力,不提名字就牵连不到自己。还有一层意思是菩提祖师根本没有去想过的,那就是悟空太傻逼太坏逼,行走江湖做出些傻事丢脸的事,这会影响老师的声誉。菩提祖师知道悟空不是那样的猴,是有底线有原则的猴,所以自然不担心也想不到第二层意思。

但是,自打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到真经以后,世上的人越变越差,到了今天,人性大变,几近返祖。他们基本不惹祸,一个是不敢,二个是没那个能力,但他们敢于做傻逼的事,勇于做丢人的事,所以我觉得以后的教师节,最好的过节方式就是绝口不提此事,学生不因自己的傻逼而有辱师们,老师也不必因为教出那样的学生感到羞愧,这也是为什么世卫组织,同时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过节过节,放过彼此,节后余生。

我实在是怀疑师徒四人取到的那部真经有问题,本来是说世人得到真经的感化,心心向善,人人开悟。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这哪是什么西天真经,简直是九阴真经,所谓的“西天取经”,一定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解惑答疑,还担负着思想传播、文明传承的重担。可惜现如今“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现在的老师们教书教得挺好,育人育得不行,而所谓的教书好,也只是教了一些知识点考试考了个高分,上了个所谓的好大学,但其实只是比其他高校烂得程度少一些。所以,这些年,这样的教育体系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看似合格,也有所谓的名牌,但大都脱离不了假冒伪劣的标签,出现了很多成绩优异,但人格扭曲缺乏爱与美,有严重思想缺陷和心理障碍的人,这样的人却往往走上了领导岗位,走上了建设岗位,走上了发展岗位……,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怎么会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前进呢?

一句话总结就是,至少有三代人没有受到过良好健康的教育了,甚至是没有受到过正常的教育,但却又被社会反反复复好好教育过了,人是可怜人,但走上了社会,有了社会属性和角色,却又都成了一个个可怕的人。

孙悟空是个好学生,好就好在经常独立思考,唐僧是个坏老师,坏就坏在悟空一不听话,唐僧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念紧箍咒。这一路走来,好在悟空秉持着亚里士多德的“悟爱悟师,悟更爱真经”的精神,否则白骨夫人、蝎子精、玉面公主、铁扇公主、杏花仙子、蜘蛛精、玉兔精……,哪一关也过不去。悟空的这一表现,不仅不是不尊重老师,反而表达了他对老师的尊敬,以及他对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这才是好学生。

现在根本不用提“良好的教育”,这太奢侈,大多数人,能受到“正常的教育”就已经很难得了,这个社会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副熊样,路上充斥着各色不正常的人,随时都要犯病的样子。前几天,一女子称在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了屁股”,揪着小男孩的衣领要教育他,并要求男童父母书面道歉并承诺管教孩子;男童父母则称孩子系奔跑中不慎触碰。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未达成和解,目前该女子称要走诉讼流程。一个4岁的孩子,尚无性别意识,更不具备主观恶意,却被如此对待,是不是该未成年人保护法出来镇一镇妖孽了。社会上女性被骚扰的事件当然很多,我们应该关注也应该保护女性,但这并不代表女性个体可以无限度扩大夸大这类事件,请做个正常人吧。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一个没有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一个没被社会教育过的人,她在用这种毫无代价的方式博取眼球的同时,承担那些无形代价的是其他女性。

社会问题很多,但眼下最大的问题是一堆没有受过正常教育的成年人,妄图教育学龄前的幼儿,这都不是用一只烂笔在白纸上画画了,这简直就是想用拖厕所的墩布在白纸上写字。我记得前年有个事,两个女人在飞机厕所里教育一个哭闹的一岁小孩子,这个孩子在飞机上哭闹,奶奶哄不好,很多乘客有意见,一个女的很凶的对孩子说,这是三百多人的飞机,不是你家,你再吵一会警察把你抓走,孩子自然听不懂,于是两个女人把孩子从奶奶手里抢走抱进了厕所给一岁的孩子上课立规矩。其中一个女人拍了视频,还把视频发出来,并且说“结合我读的樊登读书讲的一样,好好说,什么时候不哭什么时候出去……”,这个社会上的确有那么些人,正常的基础教育都没学好,又很上进的加入了樊登读书会,这不能说是雪上加霜,也称得上是如蛆得粪。

想起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段子,当然是不是段子难说,“我暑假带逆子回国,刚下飞机他就因为点破事大吵大闹,我警告他说,这可是在中国,妈妈可以打你了。他不信,嚎叫说我敢打他,他就报警抓我。然后一个人民警察就走了过来说,小朋友,你再不听妈妈的话,叔叔可要把你抓走了哟。逆子人生观当场崩塌”。虽说警察是好意,但也暴露出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从根源上来讲,就有很大问题。所以才会有飞机上的那一幕,一个一岁的小孩,不仅被两个陌生人带进厕所教育了一顿,而且还教育好了,变“乖”了,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亦或者是很多成年人眼中的教育奇迹。

大概是很多人在公共场合深受熊孩子干扰之苦,所以很多人支持这两个女人对一岁小女孩的做法,甚至还认同她们说的,难道飞机上三百多人,要忍受这个小孩一个人的打扰?我只能说你们就是这个乱糟糟脏兮兮社会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人倡议闷死这个孩子,你们肯定都会投赞成票,当然,善良如你们,慈悲为怀,你们很可能投弃权票,或者建议换个死法。

如果不是非常了解这国人的德性,看她们的反应,我差点以为一个一岁孩子在飞机上哭闹,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径。我以为久经考验的国人,是见过世面的,即便没见过世面,也见过地沟油了,也见过婴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了,也见过煤油车拉食用油了,见过各式各样的非正常人类的行为了,见到这些时,大家情绪稳定,大家岁月静好,没想到看见一个一岁的孩子哭闹,就受不了了,就群起而攻之了,就义正严辞了,就违背你的底线触碰你的原则了,一群垃圾。

和菜头也就此事写过一篇文章,留言第一位的朋友是这样写的,“多年前有次出差结束,疲惫不堪登上北京回重庆的飞机,没想到边上坐一位抱着几个月大婴儿的女士。起飞后全程小孩的哭声就没停过,一开始我整个人非常崩溃,可是又没啥办法,只好干瞪着眼睛看窗外的流云~飞到中途的某一刻,我内心突然一下就平静了下来,因为发现那位母亲的宽慰声其实也一直没有停过。想到了我在那毫无自我意识的年纪,我的母亲应该也如她这般温柔。”这是受过正常教育的人,这是被好好对待过的人,这是被爱过的人,这是心里有爱的正常人,但这却是一句令很多人落泪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太久了,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相爱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存状态也像那个一岁的孩子,无可选择无能为力无所适从,三无产品,就像一个即将被送到孤儿院的弃婴,未来已注定,但又有那么一丝改变的希望,比如被收养,甚至跨国收养。8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停止了跨国收养政策,这些年来,有不少被跨国收养的孩子回到中国寻亲,媒体报道也很多,这些报道里,难免会有对这些曾经被遗弃的中国孩子在美国生活状态的报道,自然是优越的,与孤儿院的孩子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目前的意识形态之下,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状况,这种事情自然是很敏感的,是容易引人联想和深入思考的,所以叫停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紧接着,网上就有了气味相同的论调,比如说被收养的大部分是女孩子,比如说被收养的孩子在美国过得也是非人的生活,被贩卖,被性侵等等。有些事我们不知如何反驳,但有个词叫心知肚明,从可能性上来讲,哪里都有坏人,哪个人都可能变坏,这是无法阻止无法改变的,但可以从制度入手,预防这样的事出现,而一旦出了个案,那么就可以交给法律,我们不必装外宾,从这两点上来说,国外当然比我们做得好多了。脑子反应不过来的,把2011年《新世纪》周刊报道的《邵氏孤儿》找出来看看,那些年,数以十计的邵阳儿童被以拖欠社会抚养费的名义,强行从家里抱走,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计生部门和福利院联合造假,把这些孩子漂白成“合法”的弃儿,进行“合法”贩卖。写到这,我突然理解飞机上教育一岁孩子的两个女士了,她们把孩子强行带进厕所算什么呢?与邵氏孤儿相比,她们差着境界。

等那个一岁的孩子长大,她知道当年飞机上发生的事情以后,或许她会愤怒,但如果她知道“邵氏孤儿”,我相信她会使用幸福者退让法则,跟邵氏孤儿相比,她太幸福了,有什么事过不去呢?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说幸福者退让法则,主流解释是,“假如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当遇到别人的挑衅时,你最好忍一忍。不是因为你胆小,而是因为你值得珍惜的东西更多。简单说,就是我命贵,我先退。”

作为一种生存手段,或者说避险方式,我觉得这样做没问题,毕竟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个体的承受力有限,说不好哪天就被什么人什么事哪怕是一句话点炸了,再加上这国的人一怒,就喜欢向老弱病残幼普通老百姓下手,所以躲着点是对的。但是这个“幸福者”的说法,实在是自恋又脑残,还TM我命贵,这种说法属于二次刺激社会情绪再次激化社会矛盾,你幸福,你命贵,那就找你了。幸福者退让法则,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衣,其实我们早无幸福可言,所谓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是从他人凄凉的处境中映射而来,这不是什么幸福,这是人血馒头,一群无药可救的人,等着的人血馒头。这不是什么幸福者退让法则,这是幸存者退让法则。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作者:王五四  2026-09-09

 

大概是到了年纪,最近迷上了京剧,听得最多的是京剧程派名剧《锁麟囊》,讲的是我们老家蓬莱的事,富家女薛湘灵出嫁途中在春秋亭避雨,偶遇贫女赵守贞因家贫而悲啼,遂将内装珠宝的锁麟囊慷慨相赠,不求回报、不留姓名。几年后,薛湘灵因水灾家道中落、流落为仆,主人家正是赵守贞,赵守贞感念旧恩,与之结为金兰姐妹,助其阖家团圆。

《锁麟囊》用一出戏告诉我们:公益的终极形态,不是“我帮你”,而是“我们彼此成全”的双向奔赴。薛湘灵赠锁麟囊时,但行好事,不问前程,也不知道命运会翻转,赵守贞报恩时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对方的救赎——善意的流动从不按剧本走,但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让公益成为人间最值得信任的力量。

最值得信任的,往往很容易令人失望,比如说这次韩红基金会的风波,这次风波的主要问题当然不是韩红的言论如何不合时宜,而是基金会本身的问题,首先是财务透明度不足,信息披露与公众期待严重错位,比如黄冈70万元救灾物资项目中,韩红基金会仅公布总金额和物资清单,未披露采购单价、物流费用等分项明细,网友套用电商零售价核算后发现巨大价差,引发“月捐人的钱就这样没了”的广泛质疑。还有就是采购流程存疑,供应商资质引发信任危机。 韩红基金会两年内累计超6000万元的救护车订单,仅仅交给了参保员工仅2人、实缴资本极低的供应商。

这些问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公益的可持续性,不能建立在个人光环之上,而必须依靠制度化的运行机制。当个人IP与公益机构高度绑定,有募款、品牌等优势,但缺乏风险隔离,就像在公众认知中“韩红=基金会”,一旦韩红个人言行失当,机构公信力便随之崩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很多人都说韩红是个好人,但在这件事上,人好人坏我们不需要讨论,况且好人就一定能干好事吗?有好心就一定能把事干好吗?除了有做好事的心,还要有办好事的能力,这么多年见的公益项目越多,熟悉的公益人越多,就越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善意是公益的发动机,但能力才是方向盘和刹车。没有方向的善意可能南辕北辙,没有刹车的善意可能一路狂奔直至翻车。“好人”更需要“好制度”,再高尚的情怀也会经历人性的幽暗,再沸腾的热血也会变得薄凉,在公益这件事上,与闪耀的人性光芒相比,更重要且无法替代的是严密、透明、专业的制度流程,它的确很冰冷,很不近人情,无法让人心潮澎湃,也无法让人热泪盈眶,但它就是重要到无可替代。

我有好几个朋友在阿里公益工作或者工作过,她们负责的几个项目令我印象深刻,都是一些不计成本投入,且为无人关注的少数人服务。比如高德地图推出的“轮椅导航”功能,针对肢残人士出行需求规划无障碍路线,比如优酷于2020年12月上线的无障碍剧场,为每部影视作品增加一条专业讲述音轨,帮助视障用户通过声音“看”懂电影。比如“追星星的AI”,国内首个关照孤独症儿童的AI绘本工具,帮助孤独症儿童、家长和特教老师自定义生成定制化绘本。

这些公益项目,不以用户规模衡量价值,而以“一个都不能少”为底线,利用商业公司的技术优势和灵活的制度手段,让科技的善意、商业的关爱,精准抵达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这是最让我感慨的,特别是在当下慈善乱象频发和很多公益组织好大喜功的情况之下。

我有个善良的朋友叫老王,去年有天他突然对我说,五四,帮我带下货。古龙说,“友情是积累的,爱情却是突然的。”老王突然找我,我以为是爱情,没想到是友情。我以为是他的好大一张傅抱石要出手,没想到他说,我年底要出一本书《春风最随美人意》,我想把版税捐给魔豆妈妈。什么叫魔豆妈妈,2006年,身患癌症的单亲母亲开设了淘宝店“魔豆宝宝小屋”,希望为年幼的女儿留下一些生活保障。无数淘宝店主和网友自发购买、义卖,却连收货地址都不留。淘宝为此专门成立了紧急渠道——商家在商品名称中添加“魔豆宝宝”关键词,订单成交后即自动向爱心账户捐赠一笔钱。几个月后,魔豆妈妈去世,但给女儿留下了18万善款。正是这件事,催生了阿里公益的又一个项目:公益宝贝。

魔豆妈妈当然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但感人和公益之间,还有很远一段路要走,所以才由此诞生了“公益宝贝”,这个项目是淘宝商家自愿参与的,卖家将店铺内正在出售的商品设置为“公益宝贝”,自行选择捐赠比例或固定金额,并选择指定的公益组织或项目。公益宝贝并非是单纯的道德感召,而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激励体系:参与的商家可获得专属“公益宝贝”标识、“爱心好店”认证、网商银行贷款利率优惠,还有平台的流量支持以及依法申领捐赠票据享受税收抵扣。这意味着公益参与对商家而言是“做好事也有好回报”的正向循环,而非纯粹的道德消耗。

前面说的那些“为少数人”服务的公益项目,解决的是“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问题。而“公益宝贝”解决的是“大规模、可持续”的问题,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公益生态:既要有广度,也要有深度;既要服务大多数人,也不能遗忘少数人。而背后支撑这些项目正常运行的则是之前说的那套严密、透明、专业的制度流程。

我们常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行好事”强调的是行善的纯粹性——只因它是对的、是好的,而非为了换取某种回报。公益的本质正是如此:减轻苦难、传递温暖、促进公平,这些行为本身就在创造价值,不需要等到“结果”出现才被证明有意义。正如佛家所说的“无相布施”——不执着于“我在布施”“谁在接受”“布施了什么”,善行才真正清净。

而“莫问前程”不是不要结果,不是不关心结果,而是不被结果绑架,不自我定义结果。公益领域最典型的“问前程”心态是:捐了钱就要求看到立竿见影的改变,资助了人就期待对方按自己设想的路径成长。一旦结果不如预期,就陷入失望甚至愤怒。这些人不知道,公益的因果链条极其复杂,一个孩子的命运受家庭、社会、时代等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或多次资助,几乎不可能“改变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资助没有意义,你无法控制春天何时到来,但播种本身就是意义。

我们说的“莫问前程”,是承认个体力量的有限性和个体智慧的局限性,并接纳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要分清楚,我们莫问前程,但要问过程。“公益宝贝”发展二十年,证明了一个道理:“莫问前程”的前提是制度透明,当透明度成为基础设施,捐赠者才能真正放下对“前程”的焦虑,回归行善的初心。

“公益宝贝”能做到让我们“不问前程”,是因为有良好的公益制度兜底,它们的善款100%上链、全程可追溯,捐赠者不需要靠“信任某个人”来确认钱去了哪里。公益宝贝为此提供了支付宝“链上公益”的查看功能,商家和消费者可以追踪每一笔善款的去向——谁捐的、谁收了、花给谁,可查可追溯、不可篡改。这让我们看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善意,让我们看到了善意的未来。

回到《锁麟囊》,薛湘灵从富贵到落魄的命运逆转,是整部剧最深刻的公益隐喻:今天的施助者,可能成为明天的受助者。这打破了“施”与“受”之间的等级关系,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相——公益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人与人之间命运的相互交织。“种福得福如此报,愧我当初赠木桃。”薛湘灵用“木桃”自谦当年的善举微不足道,而她在落难后完成的自我蜕变——“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更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公益不仅帮助了受助者,也在塑造行善者本身。

从一只锁麟囊到公益宝贝的百亿笔爱心订单,从薛湘灵的慷慨一赠,到公益宝贝的制度创新,从“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朴素信念,到“光有好心不够还要有能力”的理性觉醒——我们聊的始终是同一个命题:善意如何在制度、技术与人性之间找到可持续的落脚点。

韩红基金会风波的深层启示在于:中国公益正处在从“个人魅力驱动”向“制度治理”转型的关键节点。而公益宝贝也用二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可持续的公益不是一两个人的英雄叙事,而是一套商业化、科技化、制度化的基础设施——用技术手段解决了透明度问题,用商业逻辑解决了可持续性问题,用平台治理解决了信任问题,这些,恐怕是靠卖水卖成首富的人,无法理解的。

下一个公益宝贝的二十年,我们负责但行好事,你们负责让我们莫问前程。

孙割,妈妈再爱我一次

作者:王五四  2026-09-04

 

老罗在微博上说,“孙割能割这么多年,每一个没底线的吃瓜群众都有责任。真怀念以前,那时候吃瓜群众也是有底线,有是非正义感的。那时候吃瓜的即便有些低级趣味的,也会遮遮掩掩,说明至少有羞耻感。”现在的吃瓜群众的确没底线,但不能让他们背孙割割这么多年的锅。孙割能割这么多年,不是因为底层群众没有底线,是上层人物没有底线。孙割利用的是上层人物的无耻,割的是底层韭菜的无奈。被无情收割的群众,退无可退,干脆痛快吃个瓜,还被要求有底线?面对无下限的收割机,要求被收割者有底线,是不是太残忍了点。你怎么不要求缅北电诈园区给员工缴五险一金呢。

老罗怀念的那个以前,各阶层谁还没个底线?官员比现在有底线,明星比现在有底线,商人比现在有底线,自媒体比现在有底线,群众更是恪守底线,就连胡锡进老师都有自己定义的底线。为啥?生态文明,大家都要脸,都会不好意思,以后还得出来混……,现在为啥没底线了?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盼头,要脸干啥?“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老百姓粮仓充足才会懂得礼节,百姓缺吃少穿而可以治理得好,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更何况现在的状况是少数仓廪实的人都恬不知耻,你又怎么能要求那些不足的群众有底线呢。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底线,那么它就是一个盛产妖孽的时代,妖孽代代都有,但被放出来,是需要打破底线的,现在就是它们横行的时代,打开手机视频号里多的是“能量觉醒”“灵性导师”“宇宙频率”“国学道商”“高维觉醒”“打通脉轮”……,大师们神棍们把东西方神学、形而上学及心理学、通灵学、神秘主义等领域碎片化的术语背的滚瓜烂熟,配上空灵的背景音乐和浩瀚宇宙的背景,不断向台下的受众强调心灵、身体和神性的相互关联以及与宇宙精神的合一……,这些是孙割们做不到的,是孙割的思想光辉辐射不到的,也是孙割的镰刀收割不着的,所以孙割才想着勾引着景甜勾搭着老胡,扩大自己的收割的版图,就像当初稍微成功点的互联网创业者都想娶个女明星,她们勾连的资源多而且新。

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地方——骗子们不是躲在暗处小心翼翼精心设计,而是站在聚光灯下、明目张胆,被合法巨型平台推荐到你面前的“成功人士”,很多人甚至分不清他们到底是骗子,还是这个时代的“正常产物”。当我们还在分析判断这些骗子的时候,另外一拨人马也杀到了,他们不骗人,太费劲,他们直接抢,而且是奉旨抢劫,持证上岗。所以后来,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大师和神棍,他们至少按摩了我们的心灵,还尊重我们的智商。就像孙割,他还给我们写故事会,他还想着用法律武器追回千万彩礼。

其实我一直怀疑这三千万不是孙割说的什么彩礼,就是打着花钱月下幌子的花钱日下。可以琢磨下景女士在微博上的回应,“我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更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按照正常逻辑,景女士没瞎不可能看得上孙割的,她又强调不会为了钱出卖爱情,所以这三千万不是什么彩礼。景女士说不会为了钱出卖爱情和灵魂,但没说肉体,基本可以判定是孙割故意把买春的钱说成彩礼,并笃定景女士不会说出交易的细节。这样一看,孙割就更渣了。

孙割最近很爱写信,光给胡锡进就写了两封,他让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写的《赫索格》,赫索格是一位中年犹太知识分子,两次婚姻失败、被最好的朋友戴了绿帽,精神几近崩溃,他陷入了一种不停写信的怪癖——给家人、朋友、报纸编辑、甚至已故的哲学家写信,他写信给总统谈税收和种族歧视,写信给牧师谈慈善,写信给《纽约时报》谈环境污染……他觉得自己被“某种强烈的交流欲望”所驱使,信成了他精神自救的方式。北大中文毕业的孙割,或许也在通过写信这种方式完成精神自救,他的精神自救就是“小蝌蚪找妈妈”。

孙割的前女友曾小姐写过一篇文字,“孙哥是个很孤独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他从来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过充沛而完整的爱。或许他这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填补童年留下的那个黑洞。无论他在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他的内心始终停留在9岁那个,期盼妈妈不要离开自己的小孩。没有人可以解救他,他需要回到自己的童年,自己去救赎自己。”我突然能理解孙割了,童年时期父母离异、父亲酗酒、疏于管教,导致孙割缺乏家庭的庇护与关爱,让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了弥补这种情感上的空洞,孙割只能将安全感寄托在物质上,对金钱和世俗成功极度渴望,甚至不择手段。

我能理解孙割为什么选择景甜并喊她妈妈,景甜在2012年演过《新妈妈再爱我一次》,看过《妈妈再爱我一次》的8090后都知道这部电影的威力,孙割像个小蝌蚪一样,到处寻找着童年缺失的母爱,他把景甜当做了一剂良药,但摸了奶以后却发现心灵并没有得到疗愈,哪怕景甜像妈妈一样为他修剪了一个小时的指甲。

童年遭遇家庭破碎,让孙割缺失了对亲密关系的敬畏之心,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他也往往表现出情感隔离、冷漠甚至缺乏共情(如被前女友控诉在聚餐和生病时的表现)。他不在意个人体面与他人尊严,在人际交往中更看重最终的利益结果,所以,他将和景小姐的情感纠葛量化为利益得失,执着于追回沉没成本。这种极致的利己与功利思维,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童年时缺乏母爱和家庭温暖的经历。

也是基于以上分析,我才明白孙割为何给胡锡进写信,这也是一种寻母的心路历程,他把胡锡进当作了精神之母,他说他大学时就一直看胡锡进的文章。我在上一篇写孙割的文章里说“孙割像一条永远不肯孵化成苍蝇的蛆,他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他不觉得孵化成苍蝇展翅高飞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他不羡慕天空,他喜欢粪坑,喜欢在漏洞里钻来钻去”。在更早之前写胡锡进的文章里我也把老胡看作扭曲的蛆虫,说他如蛆得粪,这样一来就对上了,孙割是做蛆块链的,老胡是蛆域总代,小蝌蚪找妈妈的孙割,可以在老胡这找到精神之母的心灵慰藉。

孙割这段时间写的四封信可以简单归纳总结为四操,第一封很简单,“我操了景小姐”,第二封,“其实我是操景小姐的心”,第三封,“我在操全国未婚男性彩礼的心”,第四封,“操NM老胡”。孙割写给老胡的第一封信,是想通过偷换概念,将个人暴露出的丑陋私德争议,转化为男性应不应该承受巨额彩礼的社会公共议题,孙割以“请教”姿态写信给老胡,妄图转移公众注意力、拉拢群体共鸣,可老胡是千年的老狐狸,哪会被你当枪使给你挡枪。平时以“和稀泥”著称的老胡,这次罕见的没骑墙,犀利又直白的指责孙割不该在网络上曝光前任隐私……,形象光辉了起来,只是老胡那篇文章读起来AI味儿太浓郁了,不过跟孙割也挺般配,一个真无耻,一个假正经。

老胡给孙割的回信里,最后一句杀人诛心,让孙割回北京聊聊,孙割真要回北京了就不是聊聊的事了,那叫交代问题。所以孙割给老胡的第二封信里给了老胡四个选项,看似是选项,其实是死法,并用四十多页的秘密资料敲打老胡,看他这次如何叼盘,我觉得孙割想多了,老胡一个退休洗地狗,现在稳如老狗,别说他可以不管不顾,就算想管,恐怕也没资格了。

钱有新钱老钱,蛆有新蛆老蛆,孙胡二人的通信看下来,孙割是新蛆味,老胡是老蛆风,孙割信里那谦卑不是谦卑,是算计,那忏悔不是忏悔,是投石问路。而老胡的回信,则是满纸仁义道德,通篇苦口婆心,可字里行间透出的,却是一种微妙的默契——他需要孙割这样的“反面教材”来彰显自己的正面形象,正如戏台上需要丑角来衬托正角的光彩,只可惜这二位的戏里,只有他们两个丑角。

我建议孙割尽早把这个事收场,果断换个赛道,在满是社会焦虑与不确定性的当下,在经济下行、未来预期模糊的时候,太多人对未来失去掌控感,他们本能地寻找一根能抓住的绳子,神棍大师们恰恰提供了一样东西——虚假的确定性,孙割可以换成大师赛道,一登台就饱含深情地跟芸芸众生说,“我来晚了,让你们在红尘中受苦了。”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是佛祖心,帝王术,逍遥魂……。

现在的神棍界流行把物理学名词与神秘学混为一谈,常见话术:“你现在的困境,是因为你的宇宙能量频率太低,被负面磁场干扰了。你需要通过我们的课程来链接高维能量,才能吸引财富和好运。”这个赛道很适在数字化智能化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孙割,而且将个人的失败或焦虑归咎于虚无缥缈的“宇宙原因”,再安全不过了,而且宇宙、磁场、频率这些,都是西方科学的词汇,不仅可以规避现实问题,而且可以把困境根源引向西方,但解救之法还是要靠神秘的东方力量,这就完美了。

现代社会把一切都用理性解释了,但人的精神需求并没有消失,就像孙割,当他的物质越充足,他内心对妈妈的爱的渴望就越强烈。因为社会越复杂,特别是像孙割这样本身就让社会变得复杂的人而言,他反而越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持来安顿内心。就像那些跪在大师脚下的现代人,他们在理性“祛魅”之后,自发地寻求感性“复魅”。说白了,不是大师变多了,是焦虑变多了,不是大师多强大,而是心理压力太大,不是信的人变傻了,是生活变难了看不到希望了。不是孙割要这样,而是孙割他妈逼的。 


孙宇晨这个鸟人

 作者:王五四  2026年8月28日

 

有些鸟人,注定是管不住的。

一颗精子的重量约为30 纳克,正常男性一次射精的精液重量通常在1.5~6.8克,孙哥射精的重量应该是小于1.5克,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节约的人,而且从他身上出来的东西基本都有很大的水分,这是蛇精病。

孙割对外的形象向来都是一掷千金,对内则是极致的节俭,这份节俭大概只有他的女友能体会到,他的前女友曾小姐曾说,恋爱期间两人几乎每天吃美国最便宜的凉拌沙拉,在家看盗版电影,理由是孙宇晨“要减肥和学习英语”。曾小姐还说自己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低血糖晕倒在厕所,孙宇晨的回应是“美国医疗太贵了,你一定要振作”。看得出来,孙割对待物质世界用的是物质,对待精神世界用的是精神,世人得的是恋物癖,孙哥得的是精神病。

孙割的小作文满天飞的时候,正是《肖申克的救赎》在国内重映的日子,安迪爬过五百码的污水管道,站在暴雨里张开双臂,那一刻瑞德说:“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这让我想到了孙割,只不过他爬过的不是监狱的污水管道,而是人性阴暗的下水道,他张开双臂不是为了自由,而是把景小姐当成了又一条赛道,推到公众面前,这招叫杀鸡取卵,手段阴毒,就像他的指甲一样刺人。

孙割这个人,你很难用“人”来定义他,也无法说他是只自由洒脱的鸟,他更像个鸟人。有些鸟注定是关不住的,有些人注定是关不住的,有些人的鸟注定是管不住的,有些鸟人注定是管不住的。

孙割像一条永远不肯孵化成苍蝇的蛆,他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他不觉得孵化成苍蝇展翅高飞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他不羡慕天空,他喜欢粪坑,喜欢在漏洞里钻来钻去,他擅长研究规则,在规则的缝隙里进进出出,这令他兴奋。孙割高三研究作文评分规则拿一等奖,大学研究校内网算法涨粉,后来研究区块链风口创业,再后来研究舆论传播规律发小作文。从始至终,他研究的从来不是怎么做对的事,而是怎么把规则用到极致,获取收益。就像他把景小姐的隐私变成公共消费品,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舆论围猎,煽动情绪,裹挟流量,一切都为了孙割的猎物。

无论孙割如何铺垫他当年对景小姐的爱慕,都无法改变景小姐是他赤裸裸毫无感情的商业计划里的棋子,他并不爱她。孙割对景小姐出手阔绰,包百万酒店、租私人飞机、转账千万,而对前女友却极度拮据。景小姐肯定没有给孙割手洗过内裤,孙割的前女友曾小姐说,孙割要求她每天给他手洗内裤,理由是“不洗就是不爱他”,相比之下,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

因为没有感情的维系,当孙割取了景小姐的卵后,曾经的付出就变成了需要追讨的债务,当曾经的后台倒台,景小姐的腕再大,在孙割眼里也不过是电商平台的一件商品,仅退款的风,还是感染了孙割利欲熏过的心。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之所以“关不住”,是因为他心中有光,他在监狱的广播里播放莫扎特,让所有囚犯在那三分钟里感受到了自由。他花了十九年挖通隧道,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活成一个完整的人。而孙割“关不住”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永远能在你快要忘记他的时候,用一个更大的新闻把你拉回来。从“巴菲特午餐爽约”到SEC和解,从TUSD稳定币挪用案到今天的景小姐风波,每一次争议都精准地踩在流量的鼓点上把自己推进公众视野。安迪爬出污水管道后,去了一个没有记忆的海边小镇,重新开始。而孙割每次爬出下水道,不是奔向自由,而是奔向下一个热搜,下一个更脏的下水道。安迪在困境中守护人性,孙割在困境中收割资源。

同样是污水管道里爬出来的人,站在暴雨里张开双臂,看起来很像一样的自由,但闻起来却不太一样。安迪要的是自由,孙割要的是财务自由。《肖申克的救赎》里还有一句话:“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孙割的世界里,似乎没有“希望”的位置,只有“算计”的棋盘。他把感情量化成转账记录,把隐私包装成文学作品,把司法程序变成舆论武器。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能看透每一条规则的边界,却聪明到看不见边界之外还有人心,只是现在,人心不古,孙割日下,又怎么了,更何况是花钱日下。

孙割早已玩转“争议-流量-变现”的飞轮,这套逻辑之所以能在他身上反复跑通,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因为他精准地踩中了注意力经济的底层规则。网络时代,争议即货币,别人花钱买流量,他制造争议“印”流量,传统企业做品牌,花几千万打广告,买的是“被看见”的机会。孙割的逻辑完全不同——他制造争议,让全世界主动讨论他,相当于用零成本获得了全球媒体的免费报道,就像放巴菲特午餐的鸽子,花六百万美金买根香蕉说可能会吃掉……,这套逻辑的核心洞察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最稀缺的资源不是钱,是注意力。而争议是获取注意力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于是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生态:骂他的人负责传播,支持他的人负责信仰,而割只需要不断制造新的争议,让这个循环永不停歇。别人遇到危机是“灭火”,孙割遇到危机则是“加油”,火上浇油。

安迪的结局是救赎,他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救赎了瑞德,安迪的越狱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人新生的起点。孙割的结局大概是循环,争议→流量→变现→更大的争议→更大的流量→更大的变现,这套飞轮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孙割不是在走向某个终点,而是在一个永不停歇的循环里打转,是黑洞,也是深渊。

有一种人,杀人之前会先笑。笑得很好看,很真诚,让你觉得他真的是你的朋友,孙割就是这种人,孙割杀人之前,会先写一篇文章,这是他的专业,孙割文章写得不错,有白月光,有痴情少年,有一百五十块的羽绒服,有像素越来越低的照片……,你读着读着,眼眶就湿了,可你还没擦干眼泪,他的刀已经递到了你脖子上。孙割像一把没有鞘的刀,刀是好刀,锋利,耀眼,可一把没有鞘的刀,迟早会伤到自己。古龙写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若永远在笑,那他一定比哭的人更寂寞,孙割会寂寞吗?至少现在不会,一个忙着被全世界看见的人,是没有时间寂寞的。

江湖路远,孙割的刀,一直刀光闪闪,只是总有一天,他会遇到一个不吃他文章、不看他表演、不听他故事的人。到那时候,他才会发现,这世上最锋利的刀,不是他手里那把,是沉默,是不理睬,是不屑一顾。所以,让我们扔掉孙割那篇写在厕纸上的小作文,去电影院里看《肖申克的救赎》吧。

 

灵活性就业是一种福利吗?

作者:王五四 2026-08-22

 

在中国做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不顾“有头有脸”的标准,首先他们可以不要脸,其次他们可以没头脑,最后他们可以不是人。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就太难了,首先难在“群众”的定义不是群众定义的,其次难在“普普通通”这个词明明背负了太多的沉重和苦难,却偏偏要被人物们定义为各种美好的存在,什么安贫乐道岁月静好,什么知足常乐现世安稳,什么洗尽铅华淡泊明志,什么灵活性就业是福利……,我就想问一句,能不能让群众的岁月别那么静好,群众能不能先不知足,铅华先别给我们洗那么干净,给群众的福利能不能固定下来,别那么灵活。

我常想中国的水果和饮料为什么那么多甜蜜素,不是老百姓爱吃甜的,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他们又是那么的吃苦耐劳。但总有人把被动的吃苦耐劳当成先天性的职责,他们不仅把吃苦耐劳给群众写进了工作手册,还给写进了道德准则,更有甚者,把群众吃得苦说成了甜,当成了他们的福利。河南有个“吃亏书记”叫李连成,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有句名言叫“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并把这几个字刻在村委会门前巨大的石头上,字是非常丑的小学生水准,但他这句话说的比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有水准,作为一个农民他都知道,吃亏的应该是干部,而不是群众,吃亏要成为干部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老百姓的一种福利。

前段时间北大的张丹丹教授在一期财经访谈节目中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灵活就业者)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有五险一金,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保障自然会弱一些。”从道理上讲,这话很讲道理,从情感上来说,这话对中国人民很没有感情。于是这段话被扣上了“何不食肉糜”的帽子。

我之前写过因为“何不食肉糜”而名噪天下的晋惠帝另外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在园林里散步,突然听到青蛙哇哇叫,就问旁边的人,“这种哇哇叫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旁人回答说,“在公家地里就属于公家,在私人地里就属于私人。”多么好的领导人,他潜意识里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蛙的霸道思想,也没有一见到青蛙就思考椒盐还是爆炒,而是问了一个绝大多数领导都做不到且心里也没有的核心问题,公家还是私人的。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公私分明的领导,更是一个注重私人产权保护的领导。至于“何不食肉糜”那句话,“肉糜”说明缺少基层生活经验,而“何不食”说明还是关心民间疾苦的。

所以,我是不同意把“何不食肉糜”的帽子扣在张教授头上,皇帝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学者特别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不能不接地气。我查阅了一些张教授的资料,我觉得她并非对底层人民冷漠,她还是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比如做了许多给灵活就业者上社保的呼吁。所以,我们不必嘲讽张教授,更不宜把她归类为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类学者,简单来说,我认为她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人心大概率是没问题的。那些给她贴上各类标签然后一顿吊打的行为是情绪化的,当然,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专家学者体系的信用崩塌和专业技术崩塌,是人们长期对这个群体积怨已久的又一次简单化的具体表现,张教授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个群体又是不值得进行学术批评和理论尊重的,谁都别委屈了,晋惠帝比你们还委屈。

自媒体人彭远文撰文称,“不觉得她有任何需要道歉的地方。她已经说了,是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此处的“福利”是专业术语,与大众理解有差异;她关注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议题;她对于外卖员群体的社保建议,务实且接地气,我基本上都认可。”我也不觉得她需要道歉,跟很多人相比,她做得说的都很好了,但也没好到要鼓掌叫好的地步,更没好到需要树碑立传的程度。我简单学习了一下劳动经济学,它确实将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性”视为一种福利,但这在理论上有严格的前提条件,且不能简单套用于外卖骑手等绝大多数被动灵活就业的群体。

灵活性就业中的“灵活性”要成为“福利”,必须有两个严格前提,一个是劳动者拥有充分的选择权:能自由在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之间切换,灵活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无奈”。一个是劳动者拥有平等的议价能力:能真正从灵活中获得收益,而非被平台算法和用工规则单方面支配。对于一些高技能群体,比如说富二代官二代,灵活确实是一种福利,你也可以称之为体验生活,找新鲜感,但对于专家眼中的灵活性从业者而言,他们往往是因为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才被迫进入该领域,“灵活”并非主动选择的福利,而是“没得选”的生存妥协。

用一个仅适用于少数主动灵活就业者的概念,去概括超2亿非主动灵活就业者的整体处境甚至是困境,并以此作为社保薄弱的借口,这也并不是什么接地气,更不是务实,是掩盖了制度保障不足的重大核心问题,虽然这样的建议在当下又的确解决了很多灵活就业者的燃眉之急,但这并不代表着核心问题本身在未来会被解决,因为这些建议的存在,核心问题根本没被发现和重视,它被掩盖和冲淡了,这是在有意无意的变相维稳,这是在帮一种不合理的机制合理化甚至美颜。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风靡全国的网红经济学家,跟张丹丹教授同一个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这些年我见过很多研究经济的专家和学者,一线的二线的,一流的二流的,他们的水分往往跟风靡程度和知名程度成正比,政府随便抽调两个一线的去非洲,都能解决当地的干旱问题。

我记得十几年前薛兆丰就提出了提高火车票价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把票价提到足够高,就能通过价格机制筛掉非刚性需求,消除排队、黄牛和拥挤等“无谓的资源浪费”。在他看来,人们排队、找黄牛、熬夜抢票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白白消耗,不如直接通过价格竞争来分配。我当时就震惊了,这孙子恐怕是灵活性就业人员吧,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等春节假期才能回趟家,不用在假期结束前回到单位上班吧。

薛兆丰的主张在纯经济学逻辑上成立,但严重脱离中国春运的社会现实,忽略了回家过年的强情感刚需、低收入群体的承受力,更有意无意忽略了铁路垄断和供给不足的根本矛盾。薛兆丰认为回家过年不是刚性需求,提价后需求会自然软化。但现实中,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情感刚需,尤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平时因工作繁忙、缺乏带薪休假制度,一年只有春节才能返乡团聚。

而且春运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工、大学生和工薪族等中低收入人群,你让火车票大幅提价,实质上是把春运压力转化为这些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薛兆丰的头脑灵不灵活我不确定,但身段很灵活,他只谈“分配”不谈“供给”,回避了垄断问题,他的方案本质上是用高价“消灭”需求,而非扩大供给。春运问题的根源之一是铁路客运运力长期不足,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铁路客运售票包括代售点,存在大量腐败和特权行为,这都是经济学家们灵活性避而不谈的问题。我是不反对张丹丹们解燃眉之急的做法,但反对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纯经济问题,更反对借简单的经济问题掩盖复杂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是谁研究定义的,说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弄得大家都不敢公开叫苦,一叫苦就好像自己没有美德了。但吃苦的苦,不是苦难的苦,我可以吃苦,但你们不要动不动就美化苦难,让人觉得吃苦的人甘之若饴。就像2025年11月底美团联合央视新闻推出的一支骑手宣传片,名为《她用外卖开启了另一种人生》,短片女主原本是平面设计师,因厌倦办公室两点一线的生活,主动辞职到云南大理送外卖,送外卖途中随时欣赏沿途风景,夕阳下停车拍晚霞、雨天对着彩虹微笑……,片子里最具争议的一句话是:“送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

其实这个片子应该叫《灵活就业的她开启了另一种人生福利》。这片子把骑手风里来雨里去讨生活的艰辛,包装成了“诗与远方”的文艺,本质是精英视角对底层劳动者的傲慢想象、虚伪关怀。像是一群财务自由的人,对没工作的你说你真自由,一群减脂塑形的人对没饭吃的人说好羡慕你,到乡下呼吸新鲜空气的人对田地里挥汗如雨的农民说你们真接地气,胡锡进跟李莲英炫耀,无需自宫,亦可成功。

与这支广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计兵在《赶时间的人》中写下的真实感受:“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公众并不是不接受正能量,每个人都喜欢正能量,但反感用虚假的滤镜去粉饰真实的困境,反感涂脂抹粉去美化千疮百孔的问题。

“灵活性就业是一种福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因为它把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包装成了恩赐,用恩赐的语言,去描述一种本应是权利的东西,这是侮辱人。劳动者需要的不是被“临幸”式的福利,而是有尊严、有保障的就业权利,这是他们配得的,也是应得的。可悲的是,当年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回家过年的这些劳动者,现如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或许又成了灵活性就业人员,一代又一代人吃苦耐劳勤奋打拼,最终传下来给后代的是吃苦耐劳和勤奋打拼的精神,穷是一种病,他们传下来的是精神病。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观察,逼良为娼的社会里,人人都爱劝人从良,但这些人却从不反思,卿本佳人,奈何为娼,或是故意避开那逼良的恶势力源头,把逼良为娼定义为灵活性就业,说这是一种福利。当灵活性就业遇上选择性思考,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他们站在高处,用很漂亮的词,替泥泞里的人命名生活。而真正被淋湿的人,没有麦克风,只有一辆快没电的车,和一个不敢倒计时的明天。当自由的意思是没有退路,当灵活的意思是不能停下,当一个人跑断腿,换来一句“你很自由”,那自由,是谁嘴里的糖,又是谁骨头里的砒霜。

牛来爆火,是国人的报复性投票

作者:王五四  2026年8月19日

 

电影《牛来》的票房还在持续上涨,作为一名老动画人,这片子属于一眼烂,烂得很开门,但跟众多包装精美、营销过度、内容空洞的大成本烂片相比,它又烂得很真诚,不欺骗,不诡辩,它已经逾越了烂的范畴,或者说,在烂片如云的中国电影界,它排在九霄云外,它没资格说烂。

《牛来》的爆火,本质上不是对这部电影的认可,而是人们对这几年中国电影的不满压抑已久,借此进行了一次“报复性投票”。过去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充斥着各类烂片,它们烂得很工业化:粗制滥造的剧本、明星堆砌的阵容、铺天盖地的营销,最后我们走进影院发现是一部敷衍了事的烂片,而且还是一部不允许观众说烂的烂片。而《牛来》恰恰相反——它烂得坦荡、烂得纯粹、烂得毫无心机。它没有暗光遮丑,没有快节奏剪辑掩盖贫穷,就那么赤裸裸地把所有粗糙的多边形、贴图错误和穿模bug,大大方方怼在二十米宽的巨幕上。你骂它一句烂,出品方绝不会反驳你。

这就是中国的电影观众,没有人比他们更热爱中国电影,他们要的一点也不多,就是真诚,他们有耐心等待中国电影的成长,只要你不欺骗,可这些年,他们被骗的太多太多了,有太多太多的委屈。中国电影观众就像中国球迷、中国股民一样,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但他们热爱的却是全世界最烂的,最烂的导演,最烂的演员,最烂的剧本,最烂的主管机构……,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等,等一个机会,《牛来》这样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毫无保留的热爱一次中国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然后,心如死灰。

网上有人批评《牛来》为劣币驱逐良币,这大错特错,那些普通烂片才是劣币驱逐良币,《牛来》这样的片子叫牛币驱逐傻币,而且看它那个牛的形象,像极了上坟烧的纸扎牛,也可以叫冥币驱逐劣币,劣币当道的年代,总有人能治的了你们。

《牛来》是很多电影导演的滑铁卢,但却是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我觉得它可以跟庞麦郎组成牛郎组合,一定也会是超自然级的存在。《我的滑板鞋》当年火起来,跟《牛来》的火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它多好听,而是庞麦郎那种笨拙的、真诚的、甚至有点狼狈的表达,戳中了很多人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就是那种“我知道我不行,但我真的很想要”的劲儿,太真实了。

《牛来》也能让人产生类似的共鸣,说明它身上也有某种不加修饰的、原始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时下人群最需要的营养。《牛来》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的诞生也没有我们如今想象的那么美好而灿烂,但观众把自己各种美好的愿望都投射到它身上,把自己对社会的各种不满和遇到的不公情绪也都投射上午,于是大家一起完成了一个美好又虚实结合的戏剧。而《牛来》的创作者们,也没刻意做什么,就是做自己,而且还赚到了钱,这又是美好的。

这件事最妙的地方在于——没有人被消费,没有人被欺骗,观众获得了情感满足,牛来获得了实际收益,双方都是自愿的、清醒的。这种“我知道你在投射,你也知道我在做自己,但我们都很开心”的默契,其实挺难得的,一起高潮了。跟以往很多电影公司的流量逻辑不一样,以前往往是平台赚了、资本赚了,观众的情绪被收割完就扔了,而现在更像是一种很健康的共生关系。

我们现在日常接触到的大部分关系,底层逻辑都是,我要从你身上拿点什么。平台要你的注意力,商家要你的钱包,社交关系要你的情绪价值,连看个内容,背后都有一整套算法在算计你。真正“我不图你什么,你也别图我什么,但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关系,反而成了稀缺品。所以“牛来”这种现象才会让人觉得珍贵。它之所以能让人共情,可能恰恰是因为大家太久没有体验过这种不带算计的互动了。观众投射美好,牛来坦然接受,谁也没亏欠谁,谁也没利用谁——就这么简单的事,放在今天竟然值得拿出来说,这说明,人民群众被算计太久了,或者说人民群众被困在局域网里太久了。

前几年有个热门话题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骑手以为自己在跑单赚钱,其实每一步都被系统规划好了——哪条路、多少分钟、超时扣多少。现如今更可怕的是,不仅外卖骑手被困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被困了,朋友圈要经营人设,聊天要斟酌措辞,连崩溃都要挑个没人看见的时候。我们都在替自己当算法,不停地优化、过滤、包装,表面上我们连着整个世界,实际上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信息茧房、社交圈层、阶层壁垒里,这令人焦虑和疲惫。

但你知道最累的是什么吗?不是苦本身,而是不能喊累。因为喊累也不安全——怕被说矫情,怕被贴标签,怕暴露了软弱就被人拿捏。所以大家只能假装轻松,假装一切都好,然后一个人扛着。这既不真实,也不轻松,而《牛来》给我们启示不仅仅是真实的,还是轻松的,更是历史性的,在天下苦中国电影久矣的氛围下,它带我们冲破茧房,打破圈层,推翻壁垒,就像是鱼腹丹书,人们高喊,陈胜王,大楚兴。

长期以来,中国的电影圈以“专业”“学院派”为壁垒,把观众放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而《牛来》的出现,让观众用脚投票表达了一种朴素的态度:“你们不是专业吗?不是大制作吗?结果拍出来的是什么东西?那我干脆支持一个连业余都算不上的——至少人家不装。” 这种对“出身”的祛魅,本质上是对行业门阀的厌倦和对精英话语权的挑战。

中国电影市场长期被流量明星、无底线炒作和恶意营销裹挟,观众被“精心包装的狗屎”反复欺骗。《牛来》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粗糙,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观众“我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伪装”。观众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绝望的反讽:“既然你们长期投喂的是精心包装的狗屎,那我宁愿去闻一口坦坦荡荡的牛粪。”

人们喜欢《牛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它不强行输出价值观、不教育观众、不背负传播文化的任务。电影作品需要承载一些东西,但是有条件的,比如说你至少是个合格的电影,我还有心情也愿意去听你传播一些灌输一些什么,你给我端上来一盘狗屎,不仅不允许我批评,甚至想强迫我吃完,而且还要写三百字的好评,你可太不要脸了。

我们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电影行业的困境,而是各行各业的困境,我们被困在一种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的感觉里。出身决定起点,学历决定赛道,人脉决定上限,连你刷到什么内容都是算法替你选好的。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选项本身就是别人设计好的。这种窒息感,比任何具体的苦都难受。所以《牛来》之所以让人振奋,是因为它证明了“剧本不是唯一的”。一个不在任何系统预设轨道上的人,用一种完全不按套路来的方式,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他让所有人看到——原来还可以这样活,原来牢笼的门没有锁死。而且你注意没有,这种突破从来不是靠“更聪明”“更努力”“更会算计”实现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没有按照那套算计的逻辑去玩,系统最怕的,就是一个不和它玩的人,而且还玩得很好。

这可以叫农民起义,也可以叫小人物逆袭,它告诉我们,剧本可以被改写,荒诞可以被打破,不合理的东西不是不可撼动的,特权可以被嘲讽,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其实也没那么神圣。这些本质上就是告诉我们,秩序可以被冒犯,这让我们放松,让我们兴奋,因为我们每天活在的那套秩序,它不跟你讲道理,它只跟你讲规则,而规则是谁定的,你心里清楚。你遵守了一辈子规则,换来的可能只是刚好不被淘汰,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小人物,用一种完全不在规则里的方式,把那些精心维护的体面撕开一道口子的时候,那种快感是真实的——不是因为幸灾乐祸,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替你把那口气出了,我们不是也不敢要推翻什么,我们只是想在窒息的时候,看到有人证明,这口气还能喘得上来。很倔强,也很卑微。

这个社会上扭曲的人和事越多,努力保持正常的人就越需要温暖的有希望的东西来鼓舞士气,比如《牛来》了,比如最初的庞麦郎,比如前阵子很火的染了黄毛的搬瓜少年写的《我的妈妈》,搬瓜少年的事情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他“惨”,我们也不是消费苦难,而是因为在那么苦的处境里,他依然有对妈妈的牵挂、有朴素的表达,有对未来的期待,这个情感是真的,苦也是真的,希望也是真的,大家需要的是“苦难下的真情”,不是“消费苦难”。这两者的区别在于那个情感是不是从当事人自己心里长出来的。搬瓜少年写信的内容,不是谁提前安排好的,他表达的那份心意,也没有经过任何包装和加工。所以观众被打动的时候,不是在围观别人的痛苦,而是在见证一个真实的人在真实的困境里依然保有真实的情感。“牛来”和“搬瓜少年”,它们共同打动人的地方,可能都是同一种东西——在不完美的、甚至艰难的处境里,一个人不加修饰地做自己、表达自己,努力活着,是打动,更是鼓舞吧。

人们对《牛来》的支持,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它让文化精英尴尬,这些观影行为“不是审美,是表态;不是消费,是抗议”,有人说抗议之后,局面依然如故,改变不了什么,表面来看,的确改变不了什么,它只是撒下了一些种子在人们的心田里,未来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未来一定会来。

《金刚经》上讲:“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就像牛来,作为电影,它不如不来,来了好像没来,但作为自心的显现,它教会我们,先喘口气,飞越疯人院,逃出禁闭岛,来去自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牛非牛,则见牛来。

西方的太阳落山了,白宫府内静悄悄

作者: 王五四 2026/08/15

 

前阵子,郭德纲在武汉的演出中,即兴把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词"微山湖上静悄悄"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被群众举报,被武汉文旅立案调查。我觉得当下的群众和相关部门的官员都太闲了,干正事的时候都很扯蛋,扯蛋的时候一本正经,实在不行还是弄些劳改农场和五七干校吧,把他们都送进去,参与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省得他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净干些荒唐可笑的事,还不如把这体力和精力放在劳动生产和经济发展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

我不是来批评什么举报文化的,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周期,我们这片土壤从不缺这种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甚至可以弄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逻辑举报文化,反正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群众无卵事可做,官员无鸟事可做,大家一起扯蛋玩呗。但,都要提升自己的举报修养和文化水平。你们这次举报郭德纲的行为,连上纲上线的底线都没够到,要向前辈们学习。

这部电影和这首歌当年也被举报揭批过,站位高远水平很高,《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当时被批为反动歌曲,因为第一句是“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被解读为“别有用心”,将毛比作“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电影本身当年也被批判成大毒草,核心罪名是"写游击主义、不写党的领导"。所以,如果你们要弄,就往文革那个水准和方向发展,大家一起嗨。文艺工作者也要转变思想,顺应时代的逆流和泥石流,老郭下次还有机会演出的话,你就唱“西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总统府内静悄悄....."。你看看谁还敢弄你。

郭德纲改的这首所谓的红歌,当年从政治逻辑上被判定为黑歌,而且黑的还是伟大领袖,后来被平反了,但也没有哪条法律把它定义为红歌,把它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你们现在又想用生硬到连政治逻辑都算不上的逻辑套老郭的罪名,实在是有点没见过世面,武汉文旅局既然已经立案,我建议你们调取现场录像,老郭唱这段的时候,谁笑了,全部记录在案,逐一审查。

看过《绣春刀2》吗?有一个场景需要武汉文旅去琢磨学习,在魏忠贤的生辰宴上,锦衣卫沈炼的下属殷澄喝醉了,口无遮拦地议论朝政、开了魏忠贤的玩笑。另一名锦衣卫总旗,面无表情地指着在场的人一个个地点过去:"你笑了"、"你笑了"、"你也笑了"。这短短几个字,把那个时代的恐怖肃杀氛围拉满了:在"莫谈国事"的高压环境下,"笑"竟然成了罪证。不管你刚才有没有笑,只要他指认你笑了,你就脱不了干系。这是人性之恶,更是制度土壤培育出来的人性之恶之花。

当谎话满天飞的时候,笑料就遍地都是,笑话就蓬勃生长起来,而谎话的春天,就是笑话的寒冬,谎话大行其道的时候,是不允许有笑声的。比如前苏联,它的政治笑话非常有名,苏联政治笑话的最根本土壤,是高压政体下的言论管控。正因如此,笑话成为民众在恐惧中宣泄情绪、暗中批评政权的少数安全途径之一。压制越深,人们通过幽默来缓解紧张、确认自我存在的需求就越强烈。但就算这看上去很安全的笑,人畜无害的笑,也是犯罪,在斯大林时代,据统计,1934年至1953年间,有近20万人因讲政治笑话而被定罪,被称为“笑话犯”。

这些笑话并不是群众胡编乱造出来的,而是源于现实生活的素材,官方宣传构建了一套光辉的意识形态叙事——“共产主义光明未来”“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然而普通民众日常面对的是物资短缺、排队抢购、官僚主义和经济停滞。这种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天然地成为讽刺的绝佳素材。

政治笑话的风靡程度,也是随着社会的管控力度而不断变化的,在斯大林时期,笑话创作活跃,但讲述风险极高,属于"地下文学"。在赫鲁晓夫时期,部分“笑话犯”获释,笑话传播重新活跃。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鼎盛,经济停滞和社会僵化催生了大量高质量笑话,很多经典的政治笑话都是说勃列日涅夫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政治禁忌减少、言论开放,笑话反而失去了市场,逐渐衰落。

所以,可以总结出,一个可笑但不能笑的社会,高压政治制造了需求,宣传与现实的落差提供了素材,讽刺文化传统赋予了形式,传播网络保障了流通,而幽默的心理功能则使其成为民众在压抑环境中维持精神独立的重要方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弱者的武器"——无法公开反抗时,笑声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抵抗。当春晚不好笑时,当相声不好笑时,当脱口秀不好笑时,我们就失去了最后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日子最好笑的时候。

最近网上流行一个话题,叫"让全民纯过日子",具体内容是,“以后不哭了、不心里有事了、不想深奥问题了、不闹了不分析了、不塔罗牌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体性了、不奥德赛时期了,以后纯过日子了。”这是过日子,这也可以叫活着,将就而不是讲究。甚至还有人总结,“让人安慰的是,这个时代提供了能“让全民纯过日子”的前所未有的好环境:基建狂魔,高铁速度,办事效率,低廉物价,良好治安,绿水青山......不好好过日子,还想怎样?”这听着有点像劳改农场里有24小时热水,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晚上还可以集体看新闻联播,你不安心改造思想,争取早日重返社会,夫复何求?

这并不是什么纯过日子,这是惹不起我躲得起的日子,这是远离傻逼的日子,这是行行行你说得都对的日子,这是我配不上这个盛世的日子,这是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的日子,这是看不见未来的日子,这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这是你牛逼我退下的日子,这是度日如年的日子,这是放下谏言情节,尊重国家命运,增强身体素质,见证历史规律的日子。

每当有重大自然灾害社会灾害时,都会出现一些征兆,比如猪不吃食,比如老鼠过街,比如鸡飞狗跳,比如锡进乱叫。胡锡进老师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社会秩序的晴雨表,他是一本正经扯蛋的先驱,他是扯不动蛋时的润滑剂,他擅长说两种话,一种是谎话,一种是荒唐的话,而荒唐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可笑的谎话。谎言与荒唐言论盛行的时代,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失衡、社会信任瓦解、信息生态恶化与人性弱点叠加的产物,这几点也是我们当下要不断面对谎话和荒唐言论的原因。

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谎言盛行的时代往往是旧秩序动摇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期,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很好办,就是开放言路、增加透明度,认真倾听并分析谣言、积极回应民众诉求,而不是动不动就删号封贴约谈。谎言的终结,不在于更精巧的宣传技术,而是靠人对真实的本能渴望和制度对真相的系统性保护,需要制度性地降低说真话的成本、提高说假话的代价,这既是政治文明的标尺,也是社会走向“真诚时代”的必由之路。

正如这几天很多人都在怀念去世的朱,本质上怀念的是那个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怀念那个人人都还是正常人,说话说的都是正常话的年代,怀念的是那个说真话不用害怕说假话夹着尾巴的日子,怀念的是可以说谎但没有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可以荒诞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官方带头和毫不遮掩的日子。

那些想纯过日子的人,应该都是些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我可以分享一些人生经验给你们,你们觉得你们的纯过日子人畜无害,但从苏联经验来看,很有可能有一天会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蛀虫,被送进劳改农场,甚至精神病院。苏联政治笑话是很可笑,但也很可怕,可怕的点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苏联的历史经验证明,把笑声管控的太严格,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反而会掩盖矛盾,导致体制失去自我反思和自我纠错的能力,最终走向僵化。政治笑话本质上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和“安全阀”,一个真正自信、健康的社会,不仅要允许群众发笑,还要创造条件让群众发笑,更要允许文艺工作者创造出让群众发笑的艺术作品。有时间多管管食品安全问题,把作品安全问题先放一放,不要把专业的事干的很扯蛋,扯蛋的事干的很专业,要允许红太阳落下去,要允许微山湖和紫禁城一起静悄悄,更要允许郭德纲们现场砸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