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技师

作者：王五四  2026-09-15

 

最近的世道有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风雨飘摇感，9月14日，中国酒业协会宣布取消大师称号，在此之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中国烹饪协会等也宣布取消之前颁布的大师称号，再加上这阵子全国各地的商K纷纷关门歇业，一时间有种“风雨无情摧大师，松柏有泪哭商K”的悲怆感。大师们倒是不愁吃穿，可怜的是商K的姑娘们，先失足再失业，有些只好去参加世界小姐环球小姐选美比赛，并取得了优良成绩。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师可以是大师，也可以是技师。大师负责仰望星空，技师负责脚踏实地，大师决定了人类文明能飞多高，而技师决定了社会生活的基石有多稳。只要是对人民群众生活有益的都可以称之为师，二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以在我看来，既然要关闭商K，让里面的技师姐们流离失所，那就不能仅仅取消这些协会颁发的大师称号，而是连这些协会一并取缔，天下苦协会久矣。

在传统的社会认知中，带有“中国”“全国”字样的协会，往往有一定的权力属性和公共信用的让渡。不少协会将这种公共信用私有化，商业化，而且是强制性的。比如批量制造大师，大师成为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当企业和个人可以花钱买到注水的大师头衔，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价值体系彻底崩塌。宁夏餐饮饭店协会曾一次性设立89名副会长，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更是选出100名副会长。这种“头衔通胀”不仅让职务本身失去了含金量，更让协会沦为了利益交换的俱乐部。中国各种协会的乱象，是权力、资本与监管缺位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们将本该服务于行业的“公器”，异化成了谋取私利的“私器”，最后成为祸害行业的根源。

我的三分熟人高晓松曾说，“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应该拥有国之重器、胸怀天下的远大理想，而不仅仅是去谋求一个职业。否则，我们清华和蓝翔技校还有什么区别？” 蓝翔技校的校长荣兰祥曾说，“咱们蓝翔技校就是实打实地学本领，咱们不玩虚的，你学挖掘机就把地挖好，你学厨师就把菜做好，你学裁缝就把衣服做好。咱们蓝翔如果不踏踏实实学本事，那我们跟清华北大还有什么区别？”两位老师说得都没毛病，分工不同，大家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互相协同，这样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足道也是道，手法也是法，技师也是大师，大师也爱技师。大师是文明长河的拐点，负责突破边界、开辟新局，技师是文明长河的堤岸，是基石，是大师的底限。大师是人类文明的太阳，指引方向，技师是人类文明的河床，承载流传，技师需要大师的日，大师需要技师的床。对于当下的社会而言，我们不仅需要仰望星空的大师，更需要脚踏实地、能将“中国制造”打磨成“中国质造”的千万技师。

我的好大哥闫秘书长在东莞姐妹们落难时曾为她们鼓与呼，“人民不需要大师，需要技师”，不过没有大师，谁来消费技师，二者缺一不可。

古往今来，能将大师和技师集于一身的人，我认为只有李师师一人。李师师的第一个“师”，是“大师”的师，在宋朝那个重文轻武、士大夫文化登峰造极的时代，她早已超越了普通妓女的身份，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符号。宋徽宗作为顶级艺术家皇帝，频繁微服私访，这种帝王师的背书，叫她一句大师，并不为过。更何况还有周邦彦、张先等文坛巨匠为她填词谱曲，在他们笔下，她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才子佳人”叙事中的完美载体。

李师师的第二个“师”，是“技师”的师。剥开“大师”的华丽外衣，李师师的底色依然是“技师”的师。她首先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技师”。史书记载她“色艺双绝”，这里的“艺”是实打实的硬功夫——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每一项都需要经年累月的枯燥训练。作为高级妓女，她的核心业务是提供顶级的“情绪价值”。她需要精准捕捉宋徽宗这样顶级艺术家的心理需求，在恰当的时机接话、唱曲、甚至沉默。这种对人性幽微处的洞察与应对，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阶的“技术服务”。如果没有这些扎实的“技师”功底作为地基，她根本无法接住宋徽宗和周邦彦抛来的“文化绣球”。“大师”的光环是别人给的，但“技师”的本事是自己练的。

而李师师的结局，恰恰印证了我们之前聊到的“大师与技师”的命题。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宋徽宗被金人掳走，李师师依附于皇权与文人圈的“大师”光环瞬间崩塌。但作为“技师”的李师师，她的技艺本身并没有消失。即便流落民间，她依然可以凭一身本事谋生。历史记载她晚年“流落湖湘间”，虽境遇凄凉，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技艺，是她唯一能带走的“资产”。所以，李师师的一生，就是一部“技师”被包装成“大师”，最终又回归“技师”本质的历史寓言。在此，我也想跟那些被取消大师头衔的人说，头衔可以被撤销，光环可以被剥离，但真正的手艺，永远是你最硬的底牌，大师当自强，技师永不倒。

我认为所谓的“大师乱象”，问题并没有出在大师本身，根源还是在于协会，协会得不到约束，所以才乱象丛生，大师丛生。协会当初收编了大师，靠大师指引带动了行业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等等，现在又对大师始乱终弃，让大师为乱象背锅。这也有点像当年的李师师的遭遇。

当年文学大师周邦彦私会技师李师师，恰逢宋徽宗微服私访，周邦彦只能仓皇躲入床下。他躲在暗处，将皇帝与技师的私密互动听得一清二楚，事后还将其填成了词，什么破新橙，焚兽香，坐吹笙，时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行人稀少。后来宋徽宗听到了这首词，十分震怒，在皇帝眼里，哪有什么文学大师，都是文学技师，于是把周邦彦逐出帝都。不过文学技师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才华写了首凄美的《兰陵王》跟李技师合作，打动了帝王，周邦彦被赦免并召回，还当上了大晟府提举，也就是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从技师真正成为了权力认可的大师。

周邦彦执掌大晟府，表面上是他个人仕途的升迁，本质上是一场权力对民间文化符号的制度性收编，它将周技师和李技师这类游离于体制外的野生大师，彻底改造为服务于皇权审美并为其提供服务的官方认证大师。也是变相维稳，李技师原本演唱的可能是带有市井烟火气的曲子，但在大晟府的规范下，她必须演唱符合“富艳精工”标准的“大晟词”，才能进入主流视野。

周大师当了院长以后，最核心的贡献，是建立了一套极其精密、严苛的词乐格律体系。他自创了新的词牌，讲究章法结构，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极高，这种技术上的高门槛，实际上是一种筛选机制，这种筛选机制是表面的，留给权力暗箱操作的空间也很大，但这种表面性的选拔机制，对民间的技师有很强的约束力和管控力，让他们从“随性而歌”到“格律森严”，是一种从身体到思想上的统治。看似上升通道，实则是管控体系。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刘翔跟上海体育局关于安置问题引发关注的时候，有个叫张国伟的退役田径运动员站出来指责刘翔断了穷孩子的上升路径。他所谓的上升路径无非就是通过体育选拔和取得优异成绩出人头地，这挺可笑的，冠军只有一个，而且必须是世界性的重要赛事冠军，在我们这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哪怕你是全运会的冠军，都未必有出路，这叫什么上升路径。我查了下张国伟的比赛成绩，没啥能让他出人头地的，而且早在2019年，国家田径管理中心就出过正式处罚文件：张国伟两次编造理由，私自离开集训基地外出参加商业活动，严重违反国家队备战规定，扰乱队伍管理，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说的别断了穷孩子的上升路径，挺傻挺无知的。

跟现在的体育管理一样，周邦彦执掌大晟府，实际上是为宋朝建立了一套国家协会标准，这套标准通过审美立法、技术壁垒、身份转正，将技师们这类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野生大师，成功改造为服务于皇权审美的御用大师，就像周邦彦，《少年游》是祸端，将文学大师打成技师，《兰陵王》是转机，把技师扶正为大师，这个过程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大师”光环下的真相：权力。它证明了，不论是李大师还是周大师，都是权力的赏赐，也是权力的玩物。只有当大师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的利益绑定在一起时，你才是真正的“大师”。

这一系列的事件，我觉得并非是对“大师”的否定，而是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祛魅”与“务实”转向，对于普通群众而言，大师遥不可及，但技师就在身边，一个手法老道的按摩师，一个能精准诊断故障的汽车技师、一个能做出美味可口饭菜的厨师，一个为弟弟攒学费为爸爸攒医药费的音乐老师……，他们才是直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人。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取消称号只是第一步，只要“大师溢价”的暴利空间还在，行业协会缺乏自律和有效监管，就一定会有人试图“换壳”继续生产各类头衔，比如“大师”改成“非遗传承人”“雷布斯”“民族企业家”等更隐蔽的头衔，大师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吾爱大师，吾更爱技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