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春晚不知道文艺笑果如何，但现在民间已满是文艺气息，充满了欢声笑语，笑着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
首先是纪委监委的朋友们送上的节目。据正规媒体报道，“张俊民涉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77名，查处沈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建军等“保护伞”80名。第一次见保护伞比犯罪份子人数还多的，一对一保护都还富裕，这要讲给世界其他地区犯罪分子听，也太凡尔赛了，他们肯定羡慕坏了。同时也说明，现在犯罪成本太高了，心疼人民群众，毕竟成本都要转嫁到他们头上。同时也说明法治社会要成功了，犯罪分子已成弱势群体，只有在执法人员的保护下才敢犯罪。
在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二集里，出镜的是原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如果不是知道这是反的王富玉的腐，我还以为他是在指导反腐工作，满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再加上点挥斥方遒的豪迈感，现在腐败分子都不痛哭流涕，都这么文艺，这么心安理得了吗？王富玉的别墅里挂着一幅字“莫道百姓可欺”，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幅字少了个标点符号，“莫道，百姓可欺”。这行为太艺术了。
如果说第二集的主角官威犹在，那么第三集里的主角，在北京怀柔拥有一百多亩私家园林的陈刚，表现的就有点过于轻松了，他谈起往事总是嘴角上扬，我真担心他笑出来，但没想到最后还真是笑出来了，而他的笑里又充满了哲思，什么大我小我，什么人生价值，什么到了这里吃得下睡得着……，感觉这不是反腐，这是找到了养老悟道的地方，腐败分子文艺化，是对反腐工作的消解。
回头看看这些犯罪的领导，身边都有一个同流合污的秘书，或者这个领导年轻时本身就是秘书出身，所以我建议，以后公务员考试，要优先录取或者加分录取那些上大学时曾举报过老师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领导身边工作，这样才能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除了下马的公务员给我们奉上的精彩节目外，还在位的也不甘示弱，在1月11日的西安疫情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居家隔离期间，很多市民长时间在家看电视刷手机，会造成颈肩的疼痛，请问这种情况下市民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提得相当文艺，高兴得参加发布会的西安市红会医院首席专家、脊柱病医院郝院长连声说好，然后分成三大点侃侃而谈。在三十分钟的疫情发布会上，郝院长谈了十分钟“颈肩痛俗称脖子痛、肩膀痛。”
很多人认为记者提问水平太差，其实不然，他很文艺，他只是受领导委托，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外宣部，大部分西安市民抵御住了新冠疫情，身体很棒，有的仅仅只是肩颈痛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回答问题的郝院长避重就轻耽误了时间，其实郝院长的话里都暗藏玄机，他说“如果经一两周调理疼痛还不恢复，应及时上医院就医。”这话意味着什么？很可能意味着一两周后西安疫情将得到全面控制，届时大家就可以自由出入了。脊柱病医院的郝院长可以说是在其位谋其政，假如他的身份是蓝翔技校的校长，我相信他也会花十分钟给大家普及什么叫挖掘机以及每周开两次挖掘机对颈肩腰腿疼痛有什么好处。
加缪说，“这个世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没有无止尽的苦难。一个痛苦过去了，一个喜悦就会重生，一切都会互相取得平衡。”而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答案则是相反的。在影片开头，少女玛蒂达问里昂“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是这样？”
里昂回答“总是如此”。我觉得加缪说这话是因为自己活得还不够久，如果他不是四十七岁就离开人世，他一定不会说出这种文艺鸡汤话，痛苦明明是无止尽的。比痛苦还痛苦的是那些人造的所谓喜悦，它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而更痛苦的时刻莫过于你看台上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台下的众人还得一本正经的陪着鼓掌，哭是哭的自己，笑也是笑的自己，这是哭笑不得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即将以文艺的形式，时而搞笑、时而温暖、时而严肃、时而宏大，在中央舞台上进行表演。
曾主演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平反三年后去世，去世前两天在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样的文章就像那名颈肩痛的西安记者的提问一样，都是奉旨行为，赵丹的文章得以发表，大背景是第四次文代会领导指示的精神，“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此后，“不要横加干涉”这句话，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奉为尚方宝剑，这也是很文艺的行为。
其实，赵丹这篇文章原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要完蛋》，后来觉得太激烈，才改成“没希望”。赵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赵丹说，“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看到这里，我是忧心忡忡的，“积历次运动之经验”，这样写是要出事的，急需一篇《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来缓冲中和一下，果然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说，文艺这件事，一抓紧群众就不开心，一宽松政府就不放心。对于很多人而言，文艺是思想和政策的风向标，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有一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中有一名裸体的傣族少女，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后来是总设计师一锤定音留了下来。霍英东曾说过，“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这有点像当年春晚的相声作品一样，有讽刺官场不良现象的，预示着这一年社会风气的开放、舆论环境的宽松，反之，就反之了。当年四人帮被粉碎时，“老干部”被解放是最大的开放信号，在文艺方面，最大的开放信号就是被禁歌曲重新在广播里播放，“下面我们播送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生前非常喜欢的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特别是这些在文革前就被禁止播放的“贵族资产阶级音乐”，一旦重新响起，就犹如吹响了生命的号角，使得荒漠涌出了甘泉，枯木揽上了春风。
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为唱不唱《乡恋》这首禁歌操碎了心，这是后来每年春晚都要演唱《难忘今宵》的李谷一老师的歌曲。这首歌的特点是“气声”唱法，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但也招来很多批评，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音乐界还召开座谈会，讨伐《乡恋》，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所以在这一年的春晚里，通过电话点播《乡恋》的观众很多，但是电视台的领导不敢播，直到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拍板决定播，才有了《乡恋》的进一步传播。这并不是什么观众的胜利，依然是领导的个人意志体现，这不应该是文艺工作的常态，却常常成为文艺生存的状态，祈盼出现一个热爱文艺的领导。
1985年，胡乔木曾谈起赵丹临终的文章，他表示赞同，“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热爱文艺的人常有，而热爱文艺的领导不常有，但领导的发言却常常很文艺，说了像没说，你说他没说，他又说的令人心头一宽，但一细琢磨，又真的什么也没说，这就让下面那些既要揣摩领导意图，又要避免自己做错担责的执行者们僵硬的像块铁板，而众多铁板聚在一起，就成了禁锢文艺的铁牢，更像是铁板烧，炙烤的文艺死去活来。
1958年《茶馆》上演时，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义。惟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亩产五十万斤白薯都成了很大的浪漫主义，这恐怕得叫血色浪漫，这种浪漫之下，是要死人的，是人祸，而且这种人祸反思起来很无力，它不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肉眼可见，客观存在，表面上就已经血淋淋了，就很反人类了，这种所谓的很大的浪漫，是无形的，是无从谈起的，是戴不住手铐的，还是很大浪漫的……，生活可以浪漫，权力一浪漫，一开始定义浪漫，生活就遭殃了。赵丹说，“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何止是没有文艺的繁荣，连文艺生活都没了，连文艺都没了，连生活都没了。
每年的春晚我都坚持看，早已不是看节目娱乐了，而是把它当作一门社会学研究，但这个研究越来越难，因为它不是向上发展的，而是不断向下突破底线，我本想向贝多芬老师一样扼住春晚的咽喉，没想到却一次次被春晚掐住了脖子，还顺便做了个鼻咽拭子采样，文艺生活过成了居家隔离。在腐败官员，追忆往昔时光都可以那么文艺的时候，让群众们过一下文艺生活，天塌不下来，这届春晚文艺不文艺，我们拭目以待。
王五四的附言：
我一直认为写作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事，经过这么多年，越来越清晰，我屡次做过对比，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可以没有酒可以没有美食可以没有公司没有钱，但我不能不写，不能不表达，但一再被腾讯被微信封禁，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知道了可以告诉我，我们不必深究，要追究就从那只刚弹完钢琴戴了白手套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手开始，他们并不无辜。
互联网企业的这种行为，大家当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但我不能，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需要在无能为力中强调不能接受，这很悲哀，也很无力，但又不得不做，做了甚至显得很可笑。我跟Y老师说，我不能不写，我可以少写，但我要写，Y老师说没想到这么快萨米亚特了，我说以后只能向捷克作家学习了，她说你要面对面口播给我听啊！还得在开着大电视的厨房里说……。我明白她的意思。
1989年，在布拉格的一次出版会议上，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说，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个方面：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大家纷纷鼓掌，因为他说出了大家习以为常的现实。“萨米亚特”是俄语，最早是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萨米亚特”是指那些非正式出版物。景凯旋在《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里说，“文化的创造自古以来都是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人类失去这个自由也只是近代的事，因此它很难反映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我想到了文革中的手抄本《少女之心》。
1967年，捷克的作家们提出创作自由，他们要求写作不应受任何限制，昆德拉认为，“当代社会摈弃了人道主义美德，捷克文学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克里玛发言说，“检查制度必然会变质为官僚机构，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不难想象，作家们的言行使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他对捷克领导人说，“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前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这就决定了“萨米亚特”作家要失去一些个人本可以轻松获得的幸福生活，必须要承受被社会边缘化的结果，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我想到了，也愿意付出，但不代表就必须忍气吞声，我至少可以在社会的边缘大声喊出，那些不再是代表骂人而是代表一种论点的“脏话”，送给微信送给腾讯。
二十世纪的捷克作家，践行了写作自由表达自由的信念，他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就像景凯旋说的“因为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在这里，不就是无声的呐喊吗？就算没有人听见，我也要喊破喉咙，就像没有枷锁，就像没有隔墙那样，就像《零容忍》里他们不是腐败分子一样，就像马化腾现在说腾讯是一家普通公司一样，忘记了以前的伟大说，像极了腐败分子，从优秀干部，被开除到普通群众的队伍里，谦卑的像一个普通群众，却是对普通群众的侮辱，你哪里普通，你明明那么龌龊。
就像瓦楚利克说过的那样，“随他们去吧，但我绝不保持沉默，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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