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讯，说他“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对此，陈独秀在法庭上据理抗辩：“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陈独秀说，他之所以反对政府，因为“（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
国民党政府把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视为有罪，无异于两千年的前周历王的“监谤之巫”、秦始皇的“巷议之禁”、“偶语之刑”和汉武帝的“腹诽之罪”，“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
在最后的陈述中，陈独秀强调，国民党如果“假法律以人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但如果仅仅只把吴淦归结为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我觉得这是对他的贬低，他虽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但他这些年的认知和表达已经远超那些浪得虚名的学者，更不要提他的勇气超出那些人多少倍。我不想说吴淦是无辜的，我觉得他被抓是应该的，不抓他抓谁呢？谁还有资格被抓。我只是觉得你们抹黑他的手段过于下作。
认识吴淦很多年，但我不想在这里抒发情感歌颂友谊赞扬他个人，我想他也不希望听到这些。只是希望他能放心，我们会照顾他的家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家人）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家人）困顿于荆棘。
”这是说给他听，说给别人听，也是说给自己听。再艰难的时代，也应该有人前行，再窒息的时代，也应该有人发声，人活着总是要有这么一点尊严，要这点尊严干嘛，或许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日后能说一句，当年，我爸，很有勇气。
我以前常说，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依然要选择走这条路。人之所以为人，不就靠这么点勇气吗？人之所以活着，不就靠这么点骨气吗？
我跟吴淦共同的老友莫之许，2015年写过一篇关于吴淦的文章，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超级低俗屠夫的黑历史：
《莫之许：屠夫为什么如此重要？》
屠夫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显露很久，广为人知，而给予这种重要性最直接证明的，正是体制本身。
屠夫，真名吴淦，福建福清人，曾为厦门机场边防武警，后因家庭原因赴阳朔定居，喜欢上网，主要在凯迪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超级低俗屠夫”即为其在凯迪网络论坛的网名。
2009年5月，震惊全国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杀人案件中，屠夫独身勇闯巴东，成功探视到被控制在精神病院中的邓玉娇，配合律师，发动网络声援，为邓玉娇最后无罪释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与此同时，屠夫提出由网友为其提供前往巴东的活动经费，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同时也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这一公募公用的模式，伴随了屠夫的整个维权生涯，为许多同道所模仿和提高，越来越成为大陆维权和抗争行动的主流模式。
416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上百人成功聚集在福州马尾法院，并现场示威。416福建三网友案件围观的成功，将费用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联动，各地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表达的维权抗争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大陆当代抗争在规模和内容上的一次突破，至今仍未被超越。
在416三网友案件围观中，不仅费用公募直接来自于屠夫此前的灵感和实践，屠夫也从头到尾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居功至伟。
2011年10月，刘萍等30多名访民为声援陈光诚，决定在东师古村外长期驻扎声援，屠夫为此而发起网络募捐，这标志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已经走向成熟，这一模式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维权抗争者效仿采用。
近年来如山东曲阜薛明凯父亲非正常死亡事件围观、建三江黑监狱围观、郑州第三看守所围观等等成规模的维权抗争行动，尽管并无屠夫的直接参与，但在模式上，都与4.16几乎如出一辙，体现出屠夫等早期开创者的影响。
2011年开始，屠夫发布诸多微博，介绍自己的维权经验，自称《杀猪宝典》，该宝典认为，维权成功不能指望明君，或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对当事官员造成心理威慑，并因此获得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内在地包含了对抗和抗争更有利于当事人福利的立场，摆脱了长期的青天期待，受到相当的推崇。
2012年之后，屠夫多发挥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为若干受难者募集资金，如湖南肖勇，湖南赵枫生，江苏范木根，湖北刘家财，山东任自元等人，屠夫行事低调，行善不欲人知，许多类似行为，并不为人所知。
2012年以来，大陆出现死磕律师，从程序上正面冲撞体制，以此推动法治进步。该模式与416等正面抗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屠夫也逐渐与维权律师互动乃至合作，介入相关案件，如湖南怀化拆迁案，江西乐平冤案等，屠夫更于2014年11月正式加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死磕律师是微博时代逐渐兴起的一种法律维权形式，屠夫的转型，意味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又注入了法制维权和死磕律师的元素，具有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传播能力和持续能力。
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爆发。5月2日 中午，在哈尔滨铁路局管内庆安站候车室，庆安县农民徐纯合被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开枪击毙，当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网民关注与愤怒，屠夫立即第一时间进行公民调查事件真相，并在网络发布公开了相关视频，使官方在舆论上陷入被动状态，从而成为秋后算帐的起因。5月7日 吴淦在网络发布悬赏十万元向公民征集徐纯合案现场视频。视频公布后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微博、论坛、海外媒体广泛传播。维权律师和来自全國各地的公民陆续到达庆安展开法律事务和声援活动。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屠夫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个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是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网络舆论动员/资金募集这种三位一体抗争模式中的核心节点；
其次，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活动和传播，屠夫已经成为民间抗争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从屠夫被拘捕并被宣传机器高调抹黒开始，许多论者就认为，在专政的逻辑中，遏制也就是打击，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样的顶级宣传机构，并号令全网转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舆论准备，对死磕律师，人权活动者，公民和访民行动者的进一步打击即将展开，对屠夫个人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如笔者在屠夫被刑拘时就认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尽出，屠夫（吴淦）待遇之高，1949年后区区数人耳，如此高调，非针对屠夫本人，而是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屠夫被正式逮捕后一个半月，2015年7月9日 ，针对维权律师和相关积极分子的大规模打击终于全面展开，在这次被称为律师劫的打压行动中，被刑拘／监视居住律师共12名，被刑拘／监视居住积极分子十多名，更有超过250名律师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这一轮打击，不仅突如其来，事前毫无征兆，而且无理蛮横到了极点，5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任何律师得以会见到任何被拘禁人士。更有趣的是，为了回避这一轮打击的政治目的，当局还煞有介事地将锋锐所描绘为一个犯罪团伙，可事实上，几乎所有观察人士都明白，这一轮打击的目的和重心何在！
在这一轮打击重，几乎所有律师和积极分子，都与屠夫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或良好交情，其中，王宇、包龙军、王全璋、刘四新、谢远东、周世锋、黄力群等七名律师或法律人，均来自屠夫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其他如李和平、谢阳、隋牧青等律师，也在湖南怀化拆迁案等案件中，与屠夫有过密切的合作。望云和尚（林斌）、胡石根、赵威等民间积极人士，也都与屠夫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因此，根据屠夫的律师燕文薪的披露，屠夫案已经与709律师劫专案合并，其本人已经不再能够探视，不排除已经由福建解往天津。
从2009年5月开始，短短几年间，屠夫已经由一名普通的网友，成长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毫不夸张地说，屠夫可以被称为当代中国抗争第一人，屠夫参与并共同开创的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在加入律师死磕等新的元素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了当代准政治性抗争的主流模式，屠夫的杀猪宝典，则张扬了通过对抗和抗争来获得自身福利改善的理念，广为传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正因如此，屠夫才遭受到了当局的打击，并不惜动用体制所有的宣传资源，对其进行抹黑，以防止这一模式在规模上和影响力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几个月过去了，屠夫和更多律师、积极公民依旧杳无音讯，他们的遭遇，正印证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当，而体制采取的手段越蛮横，也反衬出屠夫等人的价值和重要。
放眼未来，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冰河期内，法律死磕＋跨区围观＋网络动员这三位一体的抗争模式，或许会被专政体制无情压制，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屠夫等人所做所为中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却注定会流传下去，并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所在。
放个收款二维码，钱会到该去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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