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五四 2025-05-12
狂躁的世界令人失眠,而诗歌则能抚慰人心,桉予的诗像一座妓院的清晨,海明威最爱这样的清晨,比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宁静,宁静到让人安心创作。有的诗人让人激情燃烧,有的诗人让人心如止水,像婴儿埋头在奶妈的胸怀里,安然入睡。
“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全世界的诗歌都会相逢,哪怕它是来自纽约和加拿大的印刷厂。我的诗人朋友桉予,95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她的诗歌国内无法出版,只好远渡重洋,又漂洋过海出口转内销。
前几天喝酒,诗人一粟说,你可以跟桉予合作卖她的诗集,我说你真会找事情给我干,我知道他对诗人的善意,我也知道这个时代最好卖的就是出卖自己,除此之外,其他的都太难卖了。桉予说卖了诗集要跟我分钱,我说我怎么能分诗人的钱。就像我如此爱你,睡了你怎么能给你钱,世界那么大,床却那么小,小到本来想约个炮,一不小心却谈了场恋爱,这个世界逼仄到就连大床房也容不下一场存粹的炮。
世界在阳光下沉沦,人们却在阴暗里约炮,这有些颠倒,以前,人们的生活是大大方方的,像诗歌一般,大方到可以写进诗歌里,写进日记里,写进书信里,“青楼美人颜如花,笑揭珠帘邀客入”“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在不妨事……”
当大方的事不再能大方,小气的人就得志了,诗再也无法在公共场合大声朗读了,诗集也不能出版了,我们也无法在诗里安然睡去了。以前,当我们读一首诗时,像是谈了一场恋爱,现在,当我们读一首禁诗时,像是在卖淫嫖娼。
恋爱应该是自由的,诗集也应该是自由出版的。1989年,在布拉格的一次出版会议上,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说,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个方面: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萨米亚特”是俄语,最早是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萨米亚特”是指那些非正式出版物。景凯旋在《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里说,“文化的创造自古以来都是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人类失去这个自由也只是近代的事,因此它很难反映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我想到了文革中的手抄本《少女之心》。
1967年,捷克的作家们提出创作自由,他们要求写作不应受任何限制,昆德拉认为,“当代社会摈弃了人道主义美德,捷克文学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克里玛发言说,“检查制度必然会变质为官僚机构,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不难想象,作家们的言行使勃列日涅夫大为震怒,他对捷克领导人说,“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前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这就决定了“萨米亚特”作家要失去一些个人本可以轻松获得的幸福生活,必须要承受被社会边缘化的结果,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很多诗人,写着写着,人都不是了,诗再好也是孤魂野鬼。桉予则一直是个人,不正常世界里的正常人。当下,做人比作诗难,只要做个正常人,就富含诗意了。桉予这样的常人,她行走,就是诗歌,她呼吸,人群便沸腾,她为公众写作,却希望公众散成一个个个体,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回自由找回自我,找到同伴,只是,她越来越孤单,像首远古的诗歌,独自流传。
桉予像是二十世纪的捷克作家,践行了写作自由、表达自由的信念,他们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就像景凯旋说的“因为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
年轻的桉予,会在未来的路上遇到很多困难,但就像瓦楚利克说过的那样,“随他们去吧,但我绝不保持沉默,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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