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四
20202-03-11
《笑傲江湖》里令狐冲对田伯光说，“我这一生，麻烦之事，天天都有，管他娘的，喝酒喝酒！”，这话特别有艾芬医生的风范，“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假如李文亮医生还活着，我想他也会赞同这个说法，包括其他很多很多无名的个体，我相信他们都会如此选择，只是，生活没有早知道。
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艾芬医生是谁，尽管《人物》那篇文章已经遍布网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家用各种方式接力传播，躲避着甚至有一点点对抗着网络删帖者的意味，同样努力的还有微信的删帖人员，艾芬医生是发哨子的人，那么他们就是抢哨子的人，年纪轻轻，干点什么工作不好，卖淫也比这个强吧，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在删帖子，羞了先人了。
《人物》的报道里有这么一段，“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发出了病毒预警，一个不知深浅不知死活的纪委干部出来维稳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这次疫情，而在于它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在各个领域司空见惯，未来还不知会酿出什么样的灾祸，天灾可怕我认命，人祸频出太操蛋，而且两者往往搭配着来，天灾来了，人祸又把天灾的危害程度翻了几番。所以，不是我们不能生死与共，而是不想枉送姓名。
这也是前几年各地百姓都反对政府把PX项目落户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原因，虽然专家一再声称这个项目在国际上技术多么成熟性能多么安全，我们不是不相信专家的话，我们也不是觉得项目危险，而是觉得掌管这个项目的人危险，甚至有时候都不是怕项目出事，而是怕出了事以后的各种瞒报，除非领导把自己的家安排在附近，否则人民群众实在难以安心，这就像胡锡进说这次疫情一样，“两会真正举行之日，应该就是疫情被绝对控制之时”。
从后果上来讲，没有一个领导愿意让新冠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们却培养了让这种事情发生并恶化的官吏，浑浊的晋升生态决定了很多管事的没有什么学识和担当，他们心里算计的无非就是自己那点个体利益，这也导致了很多荒诞决策的出炉，当然，对于你而言是荒诞的，对于他的上司而言，却极有可能是正确的被赏识的。就像王书记教育武汉人民要感恩一样，虽然后来又改成了感谢武汉市民识大体、顾大局，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心里没点数吗？以前遇到灾难是大爱无疆多难兴邦，人民群众刚适应，现在又改成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了，口里说着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懂得感恩的人民，这么优秀的人民那怎么还需要你来教育呢？难道不该是你们向人民学习吗？难道不该是人民教育你们吗？
假如没有医院纪委的严厉的约谈，假如没有派出所的训诫，没有假如没有网信办和微信的删帖……，或许事情会变得不一样，或许就不会有90岁的老奶奶和她64岁儿子的分别，不会有武汉常凯一家四口相继离世，不会有武汉女儿追着殡仪馆的车喊妈妈，不会有说出“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的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当然，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惨剧更多，就像北野武说的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但是在很多人眼里，死人依然只是数字，就连这数字都充斥着谎言。这些假如本不应该是多么难以实现，多么难以撼动，可在现实面前，它就只能是假如。“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我们国家向来善于出产名人名言，大道至简，很容易听得懂，可为什么听得懂人话非不干人事呢？
德国学者阿多诺曾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句话给我的感受就像豆瓣上对《辛德勒的名单》的一句短评：“出门的时候，看到灯火辉煌的都市，会觉得一切美好幸福都是一种罪恶……”，这是发自内心基于善的一种反思，不过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人来说并不是这样，灾难发生在别处降临到别人身上，他能对比出自己所在地的强大和自己生活的幸福，进而大唱赞歌感恩戴德，他的信条仿佛是“奥斯维辛之后，必须写诗感谢希特勒的不杀之恩”。
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批评家的任务》中说，“阿多诺无疑被自己经历过的政治历史所摧残，他写的每个字都是这种摧残的绝望的回响，他的批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为此，阿多诺陷入了一个令他自己深感痛苦不安的立场。他既目睹了批评的必要，又看到了它的无效和它的较之于人民承受的苦难而显示出的优越。一方面，艺术作品在奥斯维辛之后开始享有某种无法令人容忍的特权；另一方面，艺术必须继续下去。它一定得找到某种方法，就像阿多诺和贝克特所做的，利用艺术内部的一种沉默，讲述一切的不公与苦难。”面对文字的公共表达，阿多诺是纠结的，文字批评既必要又无效甚至相对于人民的苦难还会有些优越感。而我们的很多文字工作者就不会遇到这种难题，一是因为他们不批评只赞美，二是在苦难里写赞美诗他们已经驾轻就熟，不会有心理负担，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一点：他们不要脸。
这其中的代表应该是六六，她已经到武汉好几天了，从她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出临行前的派头，我觉得只有新华社给她发个文才配得上她的“亲临一线”：“新华社武汉3月8日电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六六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和居民群众时强调，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到武汉的第二天六六说“幸亏我来了，再不来素材都没了。”幸好素材还在，要是不在，武汉人民是不是得给亲临一线的你重来一遍？这话配着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细细品味，还真是一面照妖镜，或者哈哈镜吧。六六在微博上有很多脑残级的公开发言，在公共领域，她当然是不值一提的，别说她对公共问题一无所知，她连基本的做人准则都扭曲了，只是这次她“亲临武汉”像个小三一样强行插入了别人的家庭。中国的观众普遍审美水准比较低，所以才捧红了六六这样的编剧，再加上中国人的道德标准一直走低，社会风气一直跑偏，所以你只要有钱了有名了，有没有脑有没有心是无所谓的，所以六六这样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土地上大顺，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你们活该。
六六说，“很多人一出事就喜欢追究是谁的责任。现在官吏制度非常严格，责任划分清晰，原本是不可抗力的传染病，非要变成瞒报事件，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认为武汉政府官员没有瞒报的故意。”只想问问六六出事了不追究是谁的责任那追究什么？这话就好像是说“很多人一饿了就喜欢吃饭”一样，难不成你饿了喜欢吃那啥吗？“官吏制度”、“瞒报的故意”，这些错误用法是典型的心里知道要说什么但是脑子和学识不够用的表现，基本可以印证六六的中老年家庭妇女形象了。
在六六最新的公号文章里，亲临一线的她又有了干实事的优越感，“我在采访中发现一件事：社会分成几拨，一拨是干活的，任劳还要任怨，干啥都是被挑错；一拨是见风使舵，遇到成绩就表功，遇到困难就退后；还有一拨是旁观挑刺，啥都不干，批评干活的人特别畅快。”同样是语病百出的一段话，一个人连基本的遣词造句都不及格，还能成为炙手可热的编剧，可见这个社会已经没文化到什么地步了。六六在这段话里表现出来的残缺是很常见的老问题了，写文批评不是一种劳动？不是一种权利？不是发现问题改正错误促进发展的一种方式？你写剧本拿稿费算什么？抢劫吗？还是卖淫？作协养那么多作家是为什么？当宠物玩吗？这个有可能吧，我不清楚。动不动就把别人的文字当成别有用心的表现，动不动就把文字批评当成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如果是像六六这样的个体说的，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如果是公权力这样认为，这是野蛮粗暴的管理。不论是个体还是公权，实际上他们都是让你放弃独立思考甚至是禁止你的思考。
艾芬医生在采访时也说过，“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什么是真话，什么叫不同的声音，前几日响彻武汉小区的“假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艾医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这种优秀是对比出来的，放在正常的环境里，她的话顶多是常识是职责，可正是因为在这说真话的压力大，独立思考的能力普遍缺乏，所以艾芬医生的表现才是难得的优秀的，李文亮医生也是如此，他不是什么盖世英雄，他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像他们一样优秀甚至比他们还优秀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大多默默无闻，他们是社会进步的财富，可他们正承受着各色各样的压力排挤甚至牺牲，这就是现状，我们批评，努力批评，坚持批评，是为了能够给这些人撑出一点空间，可这是不可能的，那打开的一点点空间瞬间就会被六六这类人以及她漫山遍野的傻逼粉丝充斥占满，更不用说站在你背后的老大哥，人间不值得。阿伦特曾说过，“思想是一种新武器……贱民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这种与社会作斗争的武器。”“思想者不是为思想而思想，思想是他们生存反抗的武器。”我认同这些，可问题是那些傻逼从来没觉得自己没有思想，而且还觉得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很强，可能他们被感染了吧，与这些人还是隔离开来比较好。
有些人，只要不是她家里的人死了，她永远都感受不到那种痛，只会把他人的伤痛当作一种谈资，一种素材。不知道六六下篇文章会不会写武汉人民的情绪稳定，应该是很稳定吧，绝望之后就是沉默，家属情绪肯定也很稳定，因为很多家属也离开人世了。六六大概就是那种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大肆摆拍大声喧哗的游客吧，甚至还会在某棵树上偷偷刻上“六六到此一游”，这不违法，但这很不要脸。
《人物》那篇采访艾芬医生的文章已经被网友们搞成很多版本在传播了，英文版泰文版西夏文盲文甲骨文摩斯电码版……，我以前发自己的文章时还搞过二进制编码版本的。文章本身没有问题，大家接力传播也挺精彩，只不过非要把这事拔高上升到某个层面，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前很多被删掉的文章比如说追责的问责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更为重要也更急迫，为什么没有传播接力出现，因为它们不符合人们内心的需求，既安全又振奋人心给人希望，当然，这样的分析对于大众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嗯，如果你这么想，我前面说的算是白瞎了，我既不反对你们做爱做的事，也不反对你们假高潮，我只是反对你说自己肩负着繁衍人类的使命和传承文化的重任。
上次被拔高的是财新关于疫情的报道，还有人意淫出新闻自由来了。对于那些深入疫区的记者，我们当然要致敬，对他们表现出的勇气和专业素养我们也可以赞赏，只不过你不能不管不顾背后的缘由就把财新定义成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典范，就像我们不会因为赞美李文亮医生和艾芬医生，就认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非常美好，非常赞同张雪忠老师的话，“财新并不是言论自由的典范，而是我们普遍缺乏言论自由的象征。”
普通的个体是很脆弱的，灾难来临时又是很无助的，国家很强大，可对于很多武汉的家庭而言，这种强大更像是新闻联播里的，永远隔着一层电视他们无法享受到，春节期间看着微博上那些苦苦哀求，那些生离死别，那些痛哭哀嚎，你会感觉每天都很魔幻，一会是祥和的节日，一会是人间炼狱。所以人们内心太需要一个大救星出现了，就像以前的人冤案在身渴望青天大老爷一样。当人们意识到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指望不了时，就会到处寻找其他的依靠给自己内心一些希望，这是不想自己努力不想靠自己改变的人活下去的动力，他们就像寄生虫一样，一个宿主死了，需要找下一个宿主。李文亮医生被拔高成盖世英雄时，就成了他们新的宿主，英雄从来都是被拿来牺牲的。造神造英雄并不是当权者的特权，普通人也需要造，区别只是在于当权者的造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普通人造神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心安理得充满希望，毕竟谁都不肯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粪坑里，像蛆虫一样，他们让一只苍蝇假扮成蝴蝶，生活就会欢乐很多了。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遗忘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乱树英雄更是可悲中的可悲，一个不会排队随地吐痰不会思考没有底线抢白醋抢大蒜抢板蓝根抢口罩一边喊着武汉加油一边让湖北人滚远点的民族，你要英雄干啥？红烧吗？最可悲的不是英雄之死，也不是英雄被遗忘，而是英雄的标准越来越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英雄哪去了？
大家都在纪念递哨子的人，纪念吹哨子的人，批评抢哨子的人，一个哨子真能改变什么？倒不如打开窗户大喊两声，假的，都是假假的！或者内心默念两遍，去你妈的，老子到处说。
电影《飞越疯人院》有句台词，“你们一直在抱怨这里，却从没有勇气走出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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