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五四 2022-07-22
山东人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曾被全国人民诟病的当官爱好，突然成了全国人民的新时尚，这多亏了易烊千玺，现在人们习惯称他为事业编易烊千玺。一夜之间，山东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一站就站进了主流时尚圈，就像煎饼卷大葱突然代替了火腿三明治成了城里人的早餐。对于其他地方的人而言是“你终于活成了你讨厌的样子”，对于山东人而言是“我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当然，这么说只是一种公共表达方式，它无法也不需要映射到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以前称之为地图炮，但现在这门大炮好像弹无虚发，一打一个准了，它更像是精确制导武器，其实倒不是武器升级了，而是那个地方的靶子变大了，它有恶的土壤，靶子在成长，所以我对于“地图炮”就像李云龙对意大利炮一样饱含深情。
我们要明白，地图炮式的表达往往指的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纯度问题，它有点像“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当我们说这锅粥太恶心时，不是说那成千上万粒米恶心，而是说那一颗老鼠屎。所以当有外国人或者媒体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时，我们不需要生气，他们说的既不是我们，我们也成不了他们说的中国人，我们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不是裸官送到国外的子女，我们不是煤老板留学的孩子，我们不是来势汹汹的线上虚拟爱国人士，我们只是小镇做题青年。
这些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也使得民众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刚才说的无论是事业编还是地图炮，都是这种变化的具体呈现。搁在以前，易烊千玺要是考个事业编，大家只会说，太可惜了，放着高收入不要，非要去拿点死工资。而现在不会有人这么想，大家想的是，安全第一，甚至不会有人去考虑收入问题，虽然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差，但与生活相比，生活下去才更重要。以往的娱乐圈明星，还能一边逢年过节在微博上祝福一下祖国，一边安心的拿着天价收入，现在不行了，这种安全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了，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外部围观的群众，大家在这一点上很默契的形成了共识，所以对于事业编加娱乐明星这样的身份组合，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违和，即便哪天易烊千玺老师当上了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也是在人民群众的意料之中。
这种不安全感，以前往往源于“高处不胜寒”，都是娱乐明星、煤老板、房地产商等社会上层人士才能感受到的，以往他们的圈子尚有运行规则，大家合谋大家赚钱大家开心大家炫富……，与“高处”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不仅寒不到自己，还冬暖夏凉。可当“高处”变得虚弱时，它就会变成吞噬一切的黑洞，而首先被吸进去的就是这些寄生者，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宿命，看看那些吸毒被抓的，儿子吸毒被抓的，被追查偷税漏税的……，不能说没有好人，只能说没有无辜者，那些年，群众们纷纷吃瓜，不亦乐乎。而疫情这几年，底层群众也体验到了“低处也挺冷”的感觉，基层执法部门，街道办事处，医院学校地铁口甚至包括自己小区门口的保安，一夜之间，仿佛大权在握，让底层群众以各种形式切实有效地感受了一把权力的力量，就像那雪白柔软的棉花棒，一旦肩负上了抗疫之责捅进了你的喉咙，宛若烤羊腰子的铁签子。
现在回头看看“山东人”的选择，竟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甚至还有点大隐隐于市长，小隐隐于科长的处世哲学在里面。不同的时代下，为了存活，为了更好的存活，大家都有着不同的选择，甚至是有些都不叫选择，因为摆在眼前的路就只有一条，就像张桂梅老师说的，“他们说做题对孩子不好，但我们只有这个办法，走出大山。”我们的确不能对着那些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们说少吃汉堡，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我们该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孩子吃不饱，为什么这些孩子只能靠做题一条路走出大山，以及为什么要走出大山，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如我们被张桂梅的事迹感动来的舒服，所以我们很少问，我们只感动，感动中国，甚至我们需要这种感动一直存在，即便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廉价又变态的感动是在消费他人的苦难。
每次看到新闻报道里张桂梅老师的脸上都是写满了苦难，一开始看着挺难过的，后来看着更难过了，这些年她得到了外界可以说是最大的关注度，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中国十大女杰”“全国精神文明十佳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知识女性”“中国十大教育年度人物”“全国百名优秀母亲”“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数都数不过来的国家级荣誉，这些荣誉自然也能带来数不尽的资源，包括她当初最缺的金钱，她可以不用像以前那样辛劳了，她可以过得更轻松愉悦一些了，就像她本来的名字张玫瑰那样充满美好的想象和活力，可她依然愁云满面，这当然跟她的病痛有关，也跟那些有形无形的力量用文字和镜头给她刻画的肖像有关，就像电视机里领导人们永远不变的发型和着装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成为一尊纪念馆里的雕像了。雕像是不会思考的，即便她也从那种苦难里走过，她也面对过无法承担的巨额医疗费，也面对过那么多无法上学的孩子，或许她始终没有思考出一个答案，她只是耗尽自己的生命帮助一些人，大国小民带着小镇做题家，向命运的大风车发起挑战，命运却说，关我屁事，你们找错人了。
社会很复杂，得病的是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以前有一批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简单来讲，这种病就是不拿自己当外人。现在又有一批人患上了雷普利症候群，这个病指的是人陷入了提升身份的欲望而不断说谎，以致于自己也难以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只能生活在幻想中所形成的人格障碍。简单来讲，这种病就是把自己当个人了。现在越来越多人是这两种病都得了，就像嫌弃小镇做题家的媒体人一样，写这篇文章时明显是没拿自己当外人，但现实生活里也只能算个小报码字员，这么说不存在任何贬低的意思，别说现在，就是以前媒体鼎盛时期，哪个媒体人要真拿自己不当外人，那真的是资深患者了。
公众对于易烊千玺考编这件事的关注，主要焦点并不是质疑明星，也不是质疑考编，更不是质疑明星考编，他们关注的还是老一套，那就是考试和录取流程的透明性和公平性，简单点说还是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也是日积月累的社会各类问题的一次综合性爆发，易烊千玺老师恰好成了引爆点，但他肯定不是大家要爆破拆除的对象。正是因为公众对这个社会的套路太熟悉了，再加上就业和营生的确越来越艰难，所以才有这么多人会关注易烊千玺考编的事情，这不是什么阴谋论，在遍地阴谋的时代，所谓的阴谋论不就是正常的思考状态吗？反而是那些动不动就指责公众阴谋论的人才是装外宾。比如导演韦正，他力挺易烊千玺，我觉得姿态没错，只是话错的离谱，“网络审判绝非正义，只会让我们离正义越来越远。”看着挺有道理，可是真的存在所谓的网络审判吗？网络民意又什么时候真的被当回事过呢？更多的时候是民意被利用。韦导演所说的网络审判无非是指舆论热点，在当下它毫无能量毫无力量，它看上去很沸腾，实则更像是受害者虚弱的求救声，没有人会怕这种求救声，反而是同为受害者的人担心这种求救行为会引来更残暴的对待，于是会有一群默不作声的受害者主动维稳呼救的受害者，他们像是一群不被当人看却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外宾，即便成了一群行尸走肉，还要坚持天天做核酸。
对照了一下小镇做题家的概念，我觉得自己十分符合，“出身于十八线小城市或者县城，因为善于做题而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从而考入一个不错的大学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往往个人能力并不太出众，交际能力也很普通，眼界缺乏，少有的过人之处就是高中时期做题的能力。”这一点我在二十年前刚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北京的考生，入学第一天就挨个寝室问大家考了多少分，作为一个山东考生居多的学校，我们基本都是六百四十分以上的，于是这个北京考生就很愉悦并略带嘲讽的告诉我们他考了四百多分，我记得我当时还很幼稚的问了老师为什么，老师说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你们是小镇做题家，所以录取分数高。他说北京的学生课外活动很多，社交能力强，个人能力出众，接触的优质资源多，眼界开阔……，我当时想，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这么良好的学习条件，难道学习成绩不应该更好吗？录取分数不应该更高一点吗？回想起那段记忆，我仿佛看到这样一幅景象，高考前小镇做题家小心翼翼地问“我的人生，谁来操盘”，大学回答说“我操”。
小镇做题家其实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从社会学层面来看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但从上流社会的层面来看不值得关注，或许是社会全面收紧的太厉害了，连虚假的阶层都不存在了，社会全面混为一团，于是小镇做题家成了全民关注的热点。我从来没觉得小镇做题家考上所谓的大学以后生命就会被改变了，这么说是给大学脸了，中国的大学从来就不是改命的地方，或者说，你以为自己被改变了，或是进入体制或是步入商界，这些都没有用，只要你没有离开这块土壤，你始终要长成你注定的模样，你的生命最终也不会充盈起来。我以前觉得这样想很幼稚，现在越来越确信无疑，这种感觉就像入学第一天那个北京考生让我对自己的大学产生了怀疑一样，而后越来越确信，我的大学被绑架了，或者说在我还在小镇上拼命做题的时候，它就已经胎死腹中。虽然它一直说，一百多年来，山东大学始终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但我又看到它说，热烈祝贺山东大学11位校友当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我确信小镇做题家的大学被绑架了。
一个社会，它的阶层流动性越强，这个社会就越稳定，反之则越动荡。我们从世卿世禄制走到了秦国军功制，又到了汉朝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阶层固化严重，以至于关陇门阀轮流坐庄当皇帝，极大阻碍了社会发展。好不容易到了科举制，在唐朝皇帝眼里也只是为了“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到了宋朝，科举制录取的名额远远超过唐代，各阶层的优秀人才都被吸纳进“士大夫”，不过这最终也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以上的制度，你觉得你哪个能有机会，所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当小镇做题家的机会。
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有一个关于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的故事，这不是历史资料，演绎成分居多，但龚半伦和恭亲王的对话，对今人也有重要启示意义。故事是这样的，在英法联军跟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签约仪式上，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对英法的翻译龚半伦破口大骂，“尔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身为一个满族亲王，能骂出汉奸这个词也挺有喜感的，龚半伦回应道，“我本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龚半伦的家世远超于小镇做题家们，当他的上进之路都被堵死时，小镇做题家更是无路可走了，当流动性停滞，阶层动脉硬化时，于是整个王朝“心梗”了。一个汉奸，一个国贼，中间夹着一条“上进之路”，路本来是好路，走的人多了，也就走坏了，等到无路可走之时，也就到了“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的程度了。
小镇做题家的一生，就像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唱的那样，“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一代又一代的小镇做题家，坚信做题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方式，千军万马过着独木桥，过去以后却又发现“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最终只能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这种感觉特别像是老一代小镇做题家许家印给他的业主们造的梦以及梦醒时分的样子：生于一个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葬于一座座烂尾楼工程里，这也是小镇做题家们的宿命，生的伟大，死的烂尾。就像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它在行进的时候，很多人永远留在了2021年7月20日，郑州的那场暴雨里，而这样的雨，就像伟大复兴的口号一样，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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