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门口那两个石狮子，都需要核酸检测

原创 王五四 2022-04-05

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个马很重要，一个是儿童乐园里的旋转木马，一个是夜总会里的声色犬马。成长至今，人到中年，生活里重要的马只剩下绿码了，真是应了那句曾听上去很悲壮现在觉得特别有远见的话，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必须带点绿。如果鲁迅现在还生活在上海，被隔离的他肯定会憋出佳句：我家门前有两个石马，一个是绿色的，另一个也是绿色的。

柳湘莲肯定会很认同鲁迅的说法，因为在他眼里，只有门口的石头动物才是干净的，在《红楼梦》第六十六回里，有洁癖的侠客柳湘莲曾说过，宁国府里，除了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有些疫情防控人员宛若柳湘莲的学生，在他们眼里，管它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一律要进行核酸检测。

尽管世卫组织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家养的猫狗会感染新冠病毒，但依然有那么多猫狗或是被扑杀或是被检测的案例。世卫组织毕竟不是党组织，在某些人眼里，世卫组织秘书长的话肯定不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话管用，更何况，很多人的逻辑是，你说“没有证据显示会”，那你“有证据显示不会”吗？即便你有证据，那也只是世卫组织这一科学社团的证据，不是政治社团的证据。当科学遇到政治，当政治不讲科学，当科学服从政治，当政治披上科学的外衣，荒谬就充满人间。

二十年前有部电影叫《惊变28天》，讲的是实验室病毒外泄，满城人感染变成丧尸的事，虽然现在这种丧尸主题的影视剧越来越多，但当年被深深震撼到了，特别是影片开头的空城镜头，放眼望去一片空寂，镜头扫遍各个建筑和主干道，没有活动的人，没有行驶的车，甚至没有一点声音，让人感觉时间停滞，文明磨灭，人类仿佛从没有在这里存在过。前几天看到无人机拍摄的空荡无人的上海街道全景时，我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可以拍《惊变28天》。上海的每条马路都有自己的故事，老上海人习惯把南京路叫大马路，九江路叫二马路，汉口路叫三马路，福州路是四马路。福州路地理位置优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鲁迅也经常与好友在福州路上喝酒聚会，并且不用出示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当年的四马路被称为“文明与野蛮交织，光明与堕落并存。”的地方，现在的世界依然如此，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普京的野蛮战争交织着，光明和堕落也并存着，但我们却不能跟病毒共存。有个段子说“病毒想要与人和解，我们也想与病毒和解，可是领导不想。”这就像一开始我们骑虎难下，后来老虎累了想让我们下来，但这时领导告诉我们，他想吃虎鞭喝虎骨酒了，不仅我们懵逼了，老虎也懵逼了。

这些天一直为上海的疫情揪心，今天看了《第一财经》采访世博方舱医院总指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教授的新闻，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郑书记教授说“除了对症治疗外，还给患者使用中医药的联合治疗，同时根据舱内实际情况，定制了相应的《中医防疫方》进行发放。”“中医治疗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中医治疗率超过98%。”虽然外界都在说轻症患者能够自然痊愈，但我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不是强大的祖国和博大的中医文化做后盾，病毒哪会知难而退。以往核酸检测张开嘴巴时还要喊声“啊”，这很明显是西医的方式，后来有专家郑重声明，不要说“啊”，节约了时间也极大提升了检测效率。但检测这件事本身就是西医的做法，成本也极高，为什么不使用我们中医纲领性的方式进行筛查呢，中医是门语言艺术，它讲究“望闻问切”，我相信只要中医学者潜心研究，早晚能研究出不用棉花棒只需“望闻问切”即可分辨出阴阳人的方法，不要忘了，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中医的阴阳五行。

关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奥密克戎有一种谣传，说它有两百多种后遗症，这个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和感染管理科主任胡必杰教授辟谣了。这么多后遗症我也没看到，我只看到一种后遗症，那就是形式主义。一直都被大批特批的形式主义，借着病毒借着防疫死灰复燃且呈熊熊烈火之势了。前几天上海莱顿小城小区和保利叶小区的居委会通过微信群让业主们在晚上八点十五齐声高唱正能量歌曲，准备录下来传播出去，业主们不仅不配合，反而一起高喊“SB居委会”，这不仅仅是对形式主义的抵制，也显示出了上海居民的腔调，这比公交站喝咖啡、核酸检测排队喝红酒以及变装更具有上海的海派腔调。科学防疫、有序防控，多点人性化管理，少一点僵硬死板教条形式主义，不用发动不用作假，自然有人给你们唱赞歌。

现在的幸福往往都是相对的，这句话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从未想过自己会这么幸福，就是从未想过他人会这么痛苦，庆幸自己还拥有那么多，就意味着有人失去了更多……，但这幸福的感受并不长久，因为你明白它随时会在你身上重演一遍，而你就成了他人幸福的对标者。这是这些天我从上海的朋友们那里得来的感受，特别是看到那些阳性儿童还那么小，就不得不跟自己的父母分开，被单独管理起来，管理能力如何尚且不知，但大家心里总归有点数，什么时候能够再相见也不得而知，不由让人感慨，这世间比病毒可怕的事情太多，而这些事情都是以防控病毒的名义不由分说的发生着。

在4月4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明确，如果儿童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可以同住在儿童区域陪护照顾，一起接受观察治疗。看完这个我在想，这究竟是在考验父母对孩子的爱有多真，还是在考验父母让自己转阳的能力。我已经看了不少父母说如果真是这样，自己宁可变成阳性也要跟孩子在一起，甚至有几个已经在很认真的讨论方式方法了。病毒可怕，但是某些防疫政策已经可怕的让人不觉得病毒可怕了，谁说病毒不能与人共存，他们宁可与病毒共存，也不愿意与这样的政策共存。

我查了下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儿童感染新冠的救治建议，“尽量让儿童与父母和家人在一起，并尽可能不将儿童和照护人分开。如果不得不分开（如住院），应确保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经常联系，以便让儿童安心。”疫情防控当然重要，但它之所以重要，不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个体吗？当你打着防疫的旗号，做着一些违背常识、违背人性、侵害个体利益且不是少数个体利益的事情时，这种防疫已经变味了，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我宁愿相信这是缺乏专业能力，这是庸政懒政，也不愿意相信是因为他们缺乏人性。但看了《上海疫情中，一位清华校友的非正常死亡》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就是防疫大局之下的草菅人命。清华校友李昶去年因突发脑溢血住院，事发前在一家上海康复中心恢复疗养，因康复中心发现了阳性病人，于是所有人被要求离开，这个所有人不仅仅是家属们，还包含护理人员。但李昶尚未恢复语言功能，且无行动能力，极度依赖护理人员的精心护理，比如做吸痰等必要措施。于是丈夫要求自己和妻子一起隔离，没被允许。“为此，丈夫组织了在护理中心的全部家属，占领了一个房间，把门从内堵死。警察来了，他被以破坏抗疫的理由抓走。为了安抚家属，护理中心许诺会另外安排护理人员。实际是一个护理人员要管十几个病人，且护理人员不会吸痰。因没有语言能力，无法呼救，也没有人给她吸痰，痰堵在气管里……人就没了”。即便是现在，我依然不敢相信这是真事，我甚至希望我传播了一个谣言。这样的防疫，难道还引不起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反思吗？

公共政策的制定，当然是以理性为主，但肯定要考虑到人性化的部分，理性这个东西，一旦太多了，就没人性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本位……，这些先天与人性对立，而且很容易披上理性的外衣干着非人的勾当。普通群众都能明白的事，都能想出解决方案的事，你们怎么就不行呢？我看了近期中纪委对孙力军和傅政华的通报，感觉找到了答案，“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嘴上说的都是为人民利益，干的都是侵害人民利益的事，被人民揭穿，就公然用手中的权力打压人民，还美其名曰维护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难道是对立的吗？难道不是具有一致性吗？“从群众利益出发”、“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保证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尽全力保证真正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这些话术的变迁，越来越笃定的样子，只能说明群众利益、公共利益，该如何维护如何保障，他们根本没想过更不知道该怎么做。群众要的真不多，官员讲点人话，制定政策时把他们当人看待一下，赞歌肯定就唱起来了。就像前几天上海疾控中心接电话的那位女领导，说的都是常识，也设身处地的为困难群众考虑，虽然并不一定能解决来电群众的问题，但她至少在公共层面起到了温暖人心安定人心的作用。

与这位女官员相比，上海六院的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却极大伤害了疫情之下上海人民的感情，这篇文章题为《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丁丁保卫战”》，大意是一个来自高风险区且处在隔离观察期的外籍患者，阴茎异常勃起50小时，来到六院就诊，医院的书记、院长、副院长，高度重视、亲临现场，还有市领导指示全力救治……。不是说不该救治这个病人，而是不该如此区别对待，一方面那么多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医治，特别是那些重症急症生命垂危的患者，一方面各级领导全力保卫一根丁丁……，群众们心理上接受不了。你救就救呗，你还写出来，写就写呗，你还发出来。我们中国讲究个礼，《礼记·曲礼上》有这么一句，“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大意就是邻居家办丧事，就不能进行生产活动；邻里有人出殡，就不能唱歌作乐。懂点事吧。不过从这事上也能看出，西方某些国家的崛起，只是一时的充血，于人于己都没啥好处，而我们只要对他们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就能抑制他们的崛起。

抗疫大局之下，对某些部门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满的还有鲁东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孙健同学，很多人都有不满，但他却公开说了出来，于是就成了鲁东大学的前学生，因为他被开除了。《关于给予孙健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该生无视国家、山东省和烟台市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擅自举牌在校园南、北区穿行，公然反对和抵制校园封闭管理和全员核酸检测的有关规定，严重扰乱了校园管理秩序。”原来前段时间孙健同学以公开信的形式给校领导提了诸多意见，排在首位的就是防疫政策过于严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及老师和同学不能一视同仁的问题，而校方对其的答复是：“没有大局意识”、“影响学校声誉”。于是他举牌在校内走动以示抗议，这的确很没有大局意识，影响了校领导的政绩大局，也的确影响了学校声誉，就连复旦的教授都惊呼鲁东大学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鲁东大学配不上这样的优秀学生。得知被学校开除后，孙健同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鲁东大学：你们以为解决我，比解决问题更方便，我今天在这里就要告诉你，你们这种处理方式，在我身上不好使。真的，不骗你们，我会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会就此进行抗争的，这个世界还没到你鲁东大学一手遮天的时候。只要你们没有就在我身上犯的过错，进行公开道歉，我就不会轻言放弃，我就是要以一己之力对抗你们这群官老爷！我赢面可能不大，但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你我到底谁野蛮谁文明！”抗疫大局的重压之下，一所大学表现的像个没头没脑的学生，一个学生展现出了大学般的张弛有度和高贵气节。

看到野蛮和文明这两个词，我又想到了丧尸主题的电影，大部分丧尸片，讲的其实还是人，以及人性。在文明坠入深渊的时刻，人性将会展露出怎样的丑陋，比僵尸可怕的还是人类，特别是那些比他人多一点点权力的人。人人都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死亡也就不再是最深的恐惧，而无底线的人性，才是无限的恐慌。人类的存在及其局限性，决定了人类社会难免会生出各种问题，有些能解决，有些无法解决，解决并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共同面对才是终极方案。电影《2012》讲的是世界末日来临，各国政府对末日消息进行了封锁，美其名曰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然而这封锁只是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对于有权有势的人而言，他们可以用财富换取诺亚方舟的船票，很残酷也很写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让我记忆犹新的片段，一位国家元首，决定以全球直播的方式，将末日来临的消息，告知所有的民众，这虽然无法挽救他们，但至少给他们一些时间与家人告别，他的台词深深打动了我，“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至少他们知道以后，可以与家人告别；至少母亲可以安抚孩子，而父亲可以请求女儿的原谅。”

我们不是大局的搅局者，我们就是大局本身，这件事，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很多事，我们有权一起面对。有些事，我们必须一起面对。